灾荒与民变:略论道光十七年山东潍县马刚天柱教叛乱

道光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不断,就在清政府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后,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前,在山东潍县爆发了一次因灾荒而引起的武装暴动,这次民变以宗教为旗帜,不但攻破县城,而且劫狱杀官,对清朝最高统治者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从表面看此次民变是因灾荒而诱导的,实质是清中叶后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与恶化的结果,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逐渐失控的具体体现。     

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道义、灾荒、民变等"合力"共同催生了作为辛亥革命前奏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很快由长沙波及至全省,甚至是临近的省份。此次民变发生的"多元合力"主要有二,即"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其中:"内在理路",是指"道义"(斯科特语)和焦虑、怨恨等情绪;"外缘影响",即指湖南连续的"天灾人祸"。在二者的共同参与和催化下,饥民放弃以往的"低姿态"斗争方式,而采取"前台"形式的斗争,催生了湘省民变。此次民变,是对晚清社会控制的一次检阅,亦为后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     

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

湖南省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 ,是造成中国社会悲剧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与反抗的根本因素。清末湖南的阶级关系由于留学生增加等因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 ,湖南的情况可视为典型。会党和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毫不畏惧 ,使这一时期的民变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革命党人提出的斗争纲领与农民利益相符 ,这是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重要一环。     

清末民初山西民变中的政府举措

清末民初,庚子赔款、教民冲突以及新政的推行导致了民众对统治当局的官、绅日渐不满,不满情绪的长期压抑迅速激化民变。预控不力的地方官员在事件爆发后无力平息民怨,使得民变进一步恶化。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也是地方社会失序的表现。层出不穷的山西民变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最终山西在武昌首义后迅速响应,建立了新政权。     

清末山东莱阳民变考 ——财政视角下的论析

清末新政时期,政府大力进行各项改革,这一时期也是民变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时期.在此期间爆发的莱阳民变震惊朝野.追溯历史,每一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莱阳民变爆发绝非偶然,有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新政改革中莱阳财政状况极度窘迫,聚财无门而又点金乏术,只好把苛征暴敛、强制增捐加税等手段作为聚敛新政经费的手段,使乡民深陷困苦的深渊,再加上天灾人祸,民变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若能深入历史时境,探寻清末新政时期莱阳民变的历史真实,意义非同小可,可以给我们现代人以深刻的启迪.     

对晚清咸同年间太谷学派黄崖山聚众的考论

晚清咸丰年间,太谷学派北宗领袖张积中在山东黄崖山聚众讲学,自保自治。黄崖山聚众的规模在数千人之间,聚众者主要来自于乡绅官宦、本地村民及流民杂类。山东民间军事化环境下灾荒与民变频繁使黄崖聚众有了最基本的吸引力。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宗旨是黄崖山聚众得以实现的依靠。     

1936-1937年重庆地区“祭拜神灵”救灾述论

1936-1937年,重庆及附近的江北县和巴县爆发了特大旱灾,对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政府和民众都进行了祭拜神灵救灾.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祭拜神灵求雨迎合了民众盼雨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灾荒时期人们的心理动荡,对疏导民众对灾荒的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稳定有较大的作用.当然,祭拜神灵求雨浪费大量时间,耽误了科学救灾的有利时机,所浪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也大大影响了科学救灾的成效.     

从民变看清王朝灭亡及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前10年,民变风潮日趋频繁与激烈。水旱偏灾、捐款赔偿、失业、吏治腐败是促发民变的因素。而民变作为下层群众对民生绝望是最“原始”的反映：动摇了清延统治的根基。清政府对民变偏重剿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生计。清政府对民变的措施、赈灾弊端转化为危害社会运行的因素,激化了社会矛盾,民变成为清朝灭亡主要原因。这就启示我们：民生大于天,要重视民生,改善民生,得民心者得天下,方为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     

苏轼与灾荒

苏轼重视兴修水利,上书朝廷,为灾民的利益呼吁奔走,采取切实措施救治灾民,又祈神禳除灾害.他还在诗文中真实生动地书写了灾荒,展示了灾荒图景,是灾荒文学史上的奇葩.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研究综述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风起云涌,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研究民变问题是透视清末社会恶性运行的重要视角。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尤其是乡村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     

华北历史干旱的社会影响分析

纵观中国历史,由干旱带来的饥荒进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不胜枚举。旱灾堪称所有自然灾害中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最深重的灾害。中国是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尤其华北地区是干旱灾害暴发的一个主要地区。正确认识干旱的成因和影响,增强人们防旱抗旱的意识至关重要。认识干旱,评估干旱为我们减少灾害的发生、切断由灾而荒的链条提供了必须的前提和可能的条件,而将这种条件转化为直接可行的抗灾救灾能力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继续探索的问题。     

水旱灾害与两汉农田水利的发展

文章根据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从水旱灾害的角度,探讨两汉农田水利的发展.频繁的水旱灾害造成农业欠收、百姓饥馑流离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为了降低水旱灾害程度,保障农业正常生产,两汉鼓励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并取得相当的成效.     

明代河南旱灾与社会应对

明代河南旱灾具有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后期重于前中期、空间分布广、地域和季节分布不平衡等特点。频繁的旱灾,引发了严重饥荒、诱发了其他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为应对旱灾,河南社会采取了兴修水利、积粮备荒、蠲免赋税、组织赈救、祭祀祈雨等措施。但在明末罕见旱灾的打击下,在政治腐败、财政空虚的大环境中,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试评晚清义赈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晚清救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的热情。     

明清时期生员赈济原因之探析

在明清荒政文献中,官方对生员这一特殊群体之赈济颇为常见.究其原因除灾荒因素外,更多与生员在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生员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与危机;生员出现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的趋势以及生员出现社会流动引发对传统社会之冲击等因素不无关系.以灾荒为切入点对其考述,不仅能展示此时期生员群体人格特点变化之侧面,更能管窥明清社会萌发的诸多新动向.     

从现代文学看民国灾荒下的人祸因素

现代文学对民国灾荒下的人祸因素作了生动形象的书写,反映了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政治窳败不利于救灾的实施;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与繁重的苛捐杂税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军阀富豪的穷奢极欲与灾荒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对灾民的赈济中存在着漠视民命、贪污腐化等人祸因素。这些都加剧了天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致使灾荒愈演愈烈。     

旅平河南赈灾会活动始末

2 0世纪 2 0年代后期 ,河南发生严重旱灾 ,旅平河南赈灾会组织了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 ,他们经过比较周密的部署 ,将数万嗷嗷待哺的河南灾民移送到了东北 ,并尽可能地使灾民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旅平河南赈灾会的此次灾民救助活动在民国河南灾荒救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繁荣与饥荒——对“森命题”的解读与解毒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饥荒的本质不是粮食短缺,而是权利的失败。民主可以预防饥荒,权威政体引发饥荒。饥荒与政体无必然联系,而与政体对公共政策的选择直接相关。要免于饥荒,无论何种政体,都必须追求公平的增长。     

清末新政与长沙城市早期现代化

分析指出,清末新政时期,在内外合力作用下,湖南省省会长沙被迫跨入了早期城市现代化的行列,突出表现为：经济的近代化转变,报刊媒体的广泛传播,城市市政管理机构的改革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市民社会开始出现,长沙城市的早期现代化取得了极大进展。     

近代东北灾荒史研究:综述与展望

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连年的灾荒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对于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关于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更是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局面。近代东北灾荒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学者不懈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归纳总结的同时,结合现阶段近代东北灾荒史的研究现状,对未来该领域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