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浅析——兼与“福建事件”的一个比较

自由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叛乱”，要求武力“勘平叛乱”。“九一八”以来，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基本态度是，对日本的入侵要求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对内部的军阀“兵变”却要求武力镇压。同“福建事变”时相比，国民党在1936年中，已经逐渐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基本稳定，因此张学良以“逼蒋抗日”为由发动的“西安事变”，破坏了知识界所看重的“统一”局面。     

习仲勋与“两当兵变”精神的形成

“两当兵变”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是甘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一次起义。以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实践中，通过“两当兵变”培育并铸造了伟大的“两当兵变”精神。其内涵包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之本；中国共产党人化敌为友、壮大自我的政治境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方德华四访蒋纬国

还是在1993年11月，澳门民间自发组成了一个文化、教育、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澳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董事长、《澳港台旅游》杂志社社长方德华光生参加了这个访问团。期间，他随团第一次访问了蒋纬国。那时的蒋纬国担任“中华战略学会”会长。其後，在1995年3月28日，方德华率《澳港台旅游》杂志一行6人，第二次专程拜访了蒋纬国。同年7月，他赴台参加由新同盟会发起的一个民间研讨会，蒋纬国出席会议并进行了演讲，会议期间，方德华三访蒋纬国。第四次，是1996年12月3日，方德华得知蒋纬国因病重住进医院，专程赴台看望蒋纬国，与躺在病榻上…     

国民党政治崩溃原因新探

探讨国民党独裁统治覆灭原因，应该从国民党统治本身去分析，这是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国民党独裁统治覆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政治方面而言，笔者认为，国民党的宪政加快了它政治崩溃的步伐。国民党于1946年开始实行宪政，自诩是要’‘还政于民”，实现民主。但这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宣传，其真实目的只是在为其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体制被上一层“民主”的外衣。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开幕词中说：国民党“在还政于民之后，决不是弃置而不顾……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勿宁更为加重……”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     

从中国革命史的大背景考察“大冶兵暴”的历史功绩

大冶兵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兵变。考察它的历史功绩不能脱离中国革命史的大背景。大冶兵暴发生在中国革命由失败到复兴的转折时期，不仅在鄂东南地区而且在全国范围来说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开启了共产党人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策动兵变的先例，另一方面奠定了红八军和红三军团的基础，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庆号”起义原因初探

震惊中外的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成功，其原因从国民党方面讲，是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政策所决定的；从共产党方面讲，是我党正确贯彻与执行“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准备和组织起义”的策略思想的必然结果；是蒋军中广大爱国官兵积极支持与配合起义工作的结果。     

孙科与“非常会议”

本文分析了１９３１年孙科在“非常会议”期间的种种表现，以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与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专制的愿望发生的冲突，认为孙科是有政治理想的，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势单力薄，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无法成为国民党的重心，因而也就无法实现其理想。     

唐末庞勋之乱浅析

唐懿宗成通九年（868）七月，武宁军戍卒许佶、庞勋发动桂林兵变，率八百戍卒擅自北归。关于此次事件的性质，前辈学者虽多有论述，但并未将其与之前武宁镇的历次兵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而笔者试从唐中后期武宁镇历次兵变的特征来重新分析“庞勋之乱”的性质，认为庞勋之乱只是武宁骄兵兵变的升级，从而进一步阐明庞勋之乱对武宁镇及唐朝后期政局的重大影响。     

国民党与台湾政治转型的内在关联性探析

“《中华民国宪法》”具有较高的调试弹性,使台湾的政治转型存在“回归宪政”的制度选项,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长达四十余年的威权体制肇源于“临时条款”而非“《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自身在内外压力下通过“本土化”等一系列改革完成政党转型,在失去执政权后能通过改造实现“体面再生”,表现出较高的组织调适弹性。这些高度的调适弹性使得国民党面对改革呼声采主动推进而不是推延或镇压,加之两蒋时期国民党对台湾的经济贡献,成为当时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政党轮替后仍然保持政治集团动能的根本原因。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庆州兵变与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熙宁四年二月,戍守北宋西北重镇庆州的二千军卒,在广锐都虞侯吴逵的率领下,“大譟纵掠、斩关而出”,①一时酿成“关陕骚然”②惊动朝廷的兵乱,史称“庆州兵变。”如果把这次兵变置于有宋一代数百次兵变中考察,似无专题论述之必要。因为论规模,庆州兵变不算大,只有二千人参加,兵乱的整个过程也不过是数日便被残酷地平定下去,虽有余波,但形同流寇,已无妨大局。论性质,兵变者既无目的,又无组织,只为抗争     

英雄的终结——吴满有“投敌”的历史真相

吴满有是延安时期最为著名的劳动英雄。作为典型，他是政治组织、媒介合谋的结晶，然而他的结局却充满历史的疑云。相关历史资料，甚至是国民党党报互为佐证之后，可以看出，吴满有的“叛变投敌”本质上是国民党及其媒介操控下的“被投诚”，但也有其无法诠释的疑点，这最终成为战化语境下吴满有悲剧的诱因。     

论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

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确立了仍打“国民党旗帜”,实行与国民党及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合作”的统战原则,并努力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内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此阶段政治领域的统战工作为南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军事领域内的统战虽有失误之处,但积极作用仍是主流。     

改组、政局与发展：1913—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形态

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其在云南的发展，由于本身内部分歧较多，加以云南地方执政者对国民党的抵制，长期陷入低谷。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发展，在护国运动时期曾有过短暂的恢复，其余时间都受到了唐继尧的严防而事实上陷入停滞状态。中国国民党时期，1919年至1923年间的发展处于“地下”状态，1924年“一大”后虽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有进步，但仍相当涣散及薄弱。这些发展过程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国民党自身一直无法克服其组织发展“先天营养不足”的缺陷；二是北京政府时期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对国民党的态度主要以自身利益为取舍，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国民党组织发展一直受地方实力派态度影响的客观情况。这些既是民国政治经纬极其复杂的重要表现，也是国民党组织建设及其后建立的党治政体政权脆弱的历史渊源。     

新论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象

唐玄宗统治末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在李唐王朝面临着极盛而衰和国家政局动荡的关键时刻,其王室内部又发生了一场颇为引人瞩目的军事政变,史称“马嵬驿兵变”.有关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象一直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课题.不少学者已对此做过十分有益的研究.但也应该看到,对马嵬驿兵变性质及其作用,学术界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关兵变后台人物的问题便是其中一例.学术界在对马嵬兵变爆发前后整个过程中,幕后人物究竟是谁的问题上,大致     

良多于莠 功大于过——林语堂30年代幽默小品再评价

林语堂由于３０年代提倡“幽默—闲适”小品，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定格”为“洋奴”和“帮闲文人”。本文通过对其作品的具体分析，指出３０年代的林语堂基本坚持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从政治上看，他属于中间派，既同国民党反动派有矛盾，又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相牾。从文艺观来看，他奉行自由的资产阶级文艺论，既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也责难无产阶级的左翼文艺运动。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文化价值是功大于过的     

试析国民党在台湾的党务改造运动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势成定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面临着彻底垮台的命运，为谋求退路，国民党当局决定东撤台湾。退台后，蒋介石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们开始痛切反省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教训，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原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党本身的弊端，是其“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为了确保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总结大陆失败教训，蒋介石决定重新改造国民党，这就是国民党退台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党务改造运动。　　一、党务改造的原因与具体实施 事…     

试析台湾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趋势

台湾的政党制度在1986年3月开始的“政治革新”前实行的是国民党从大陆移植过去的“党国一体”的一党专政制度。“政治革新”后,形成了国民党居于主导地位的所谓的支配性一党体制,而由于台独分子挑起省籍矛盾、族群对立和国家认同分歧,造成了国民党的分裂和民进党的上台。在非统即独的意识形态之下,台湾的政党制度在经历了短暂的多党竞争之后又出现了朝两党制发展的曙光。     

取消“驾机起义”重奖始末

新中国成立之际，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长期对峙。鼓励对方飞行员驾机起义，成为双方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战线。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加入共产党阵营，始于1946年的刘善本，周恩来称赞他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但当时只有精神鼓励。1955年7月7日，彭德怀向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对起义人员给予物质上的奖励，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另一方面能解决他们的某些实际困难。     

“倒孔运动”：战时的抗争政治

抗战后期发生在昆明的“倒孔运动”是战时大学生抗争政治的一种表现,它是一次无领导、无组织、无预谋而有目标的带有自发性和偶然性的学潮,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而引发的。“倒孔运动”是大学生在拥护政府统治合法性基础上的集体行动,其目的在于反对官僚的贪污腐败。大学教授在学潮中的表现是复杂多样的,有“同情的旁观者”、“热情的鼓动者”和“急切的防范者”之分。“倒孔运动”的发生实际上是对国民党政权一次预警,既说明国民党政权对大学校园党化努力的失败,同时也表明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资源在逐步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