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司马迁的民族观

文章阐述了司马迁具有朴素的进步的民族平等观。认为这一思想的产生是春秋战国以来民族融和的反映,也是秦汉大一统政治的反映。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形成具有积极影响。     

司马迁的民族观

《史记》中有6篇少数民族传记,其他某些篇章也涉及到中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生活在中华民族第一次文化大融合时代的司马迁究竟持怎样的民族思想?他对汉武帝外伐四夷究竟抱怎样的态度?他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他对传统民族思想究竟有没有突破?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为此,我们邀请了几位长期研究《史记》的学者,就《史记》民族思想论题各抒己见。     

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华夏与四夷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族同源观和华夷有别的华夏中心观。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强调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民族统一。这是先秦以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民族融合轨迹的直接反映,也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以后,诸族同根、中华为尊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融合为一个整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司马迁之民族观及其根源与价值

以华夏民族中心说为基础 ,既承认四海之内各民族皆为兄弟民族 ,又主张华夷有别、尊卑不同 ,内诸夏而外夷狄 ,这是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这一民族观既是对传统儒家民族观的继承与发展 ,又适应了汉代大一统政治学说的时代要求 ,证明了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合理性与广泛性。司马迁民族观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成及其与生俱来的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向心作用 ,同时也对后世史家著述史书时对民族问题的考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并最终使这一民族观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民族观的基础     

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

司马迁有一贯而明确的创作指导思想,即传记文学观,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是传记文学的根本审美对象;第二,真实是传记作家的良心和责任;第三,追求生动而深刻的艺术性;第四,传记文学必须有哲学深度.     

司马迁的文学观

两汉以前,我国没有文学理论方面的专门著作,文学思想是包含在整个学术思想之中的.司马迁也没有建立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如果细读他的《史记》和《报任安书》,便可以发现司马迁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卓越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总结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对发展我们今天的文学事业,仍然不无裨益.     

略论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蕴藏着丰富而深邃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商人应具有信息意识、便民意识、质量观念、创业观念、预测能力、决断能力；他提出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和资金周转理论；他倡导建立一种开放、自由的宏观经济环境。他的这些经济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司马迁动机观浅论

司马迁撰写《史记》,为的是探索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规律,通过描述许许多多的人物活动来实现这一目的。人物活动都受着动机的驱使。司马迁充分认识到了动机的重要性,同时又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     

论司马迁的妇女观

司马迁在其《史记》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在这些妇女身上寄寓着自己的人格追求与价值取向。文章揭示了司马迁对妇女问题的关心及其妇女现的形成原因。     

论司马迁的交际观

论司马迁的交际观陈广武《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巨著。人被看成是社会存在、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主体作用是在彼此间的交际关系中实现的。为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交际必须有一定的规则，司马迁的交际观就是他对历史人物交际规则的认定，以及对越出这些规则的历...     

论司马迁的政治观

在我国第一部介绍和评价《史记》的专著《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作者李长之先生，探讨了司马迁和《史记》所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其中关于司马迁的政治观，还有专节的论述，提出了颇有深度的见解。然而，纵观《史记》，司马迁的政治观远不止于李氏之评，它还表现于更多方面。一、司马迁的政治观，首先表现在其著作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作的备种评价上（1）在论及国家之兴衰存亡的原因时，他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首先是人的因素，而不是天和鬼神的力量。他强调人谋的作用，极力主张任贤追小。如在《陈丞相世家》里，当论及陈平的智谋…     

论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处理好华夏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这是历来撰史者们需要认真考虑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详叙汉朝各周边民族史,并以其卓越的史识和进步的民族思想,从探求治国之道的角度出发,很好地处理了华夏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开了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先河。今天,我们对司马迁进步的民族思想进行总结、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从一定意义上讲,司马迁又堪称我国古代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对封建社会经济的论述有成套的观点和主张,其巨著《史记》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其中既育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也有微观经济管理思想,前者见之于《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等,后者则多见之于《货殖列传》,二者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构成司马迁整个经济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试论司马迁的零年观

有无零年是跨入２１世纪前应解决的。有零年，是人追求科学真善美的必然①；无零年，如儒略历等②是不明白零的特殊性引来的遗憾。本文侧重对《史记》干支论的破译，及干支轮和干支坐标的引入；最后，以年轴的存在作结论     

论司马迁的历史变化观

在历史观上,司马迁认为天道和社会历史都是变化不已的。《太史公自序》中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故长于变。”这就指出了那些天道都处在变化之中。《平准书》中更是指明:“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洲,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竞竞所以为治,而稍陵迟哀微。齐恒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试探

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是他的进步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史上独放异彩。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不够。对此作一些探索,显然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包括汉族及各个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因此,四方各族被贬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视为荒服之地。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孟子在论     

略论司马迁的若干重要经济观点

《史记》作者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虽然不能不受一定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但其进步性是无可置疑的。他对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他同情农民战争,肯定陈胜、吴广起义。他赞扬游侠,表彰能为人民办好事的公正清廉的官吏,而严厉地谴责为害于民的酷吏,甚至对于当代朝廷政策措施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也敢秉笔直书。他博览群书,加上在当时国内广大地区进行亲身的游历、考察,他的知识渊博而踏实。更为可贵的是在他的著作中贯串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如何正确理解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

司马迁的通变历史观在<史记>中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在理论上,他明确宣扬"循环论",宣扬"三王之道若循环"、五德终始、天运呈周期性变化等内容;而另一方面,由于其宣扬的循环理论之循环周期太长、循环对象无具体内容作参照,因而事实上无法在汉王朝以前的具体的历史撰述中体现出循环,使<史记>所撰述的具体历史内容没能体现出循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使司马迁研究者在理解其历史通变观时产生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