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与吴冠文女士商榷

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提出了今本《大唐新语》是明人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澹生堂书目》将《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分别著录在两个不同的类目,是因为采用了互著法,与真伪问题无涉;《玄赏斋书目》是伪书目,不足为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征引的《大唐新语》在今本中几乎都保存下来了,并没有有意删削的痕迹;今本《大唐新语》与《何氏语林》中所引《大唐新语》不一致,是因为何良俊在引书过程中的删改和失误所形成的。今本《大唐新语》中有与刘肃之后所出书《唐书新语》相同的文字内容,应当是《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二者同出一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今本《大唐新语》是伪书。     

也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文章全面考察了《何氏语林》所引《大唐新语》、《澹生堂藏书目》关于《大唐新语》的著录,今本《大唐新语》中所谓“伪文”以及“佚文”,指出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判定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的理由不能成立。吴文违背了“孤证不为定说”、“不隐匿反证”等学术规范,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在笔者发表了《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本刊2004年第1期)后,对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已展开了较热烈的讨论.本文是对讨论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评述,并进一步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之为伪书.     

再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对《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一文的异议

本文主要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实是以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唐世说新语》为底本并更改其书名而成,也探讨了《唐世说新语》与其以前的《大唐新语》的关系,从而阐明今本《大唐新语》与唐代以来至明代前期所流传的《大唐新语》———也即《大唐新语》旧本———并非一书。     

主持人的话

本专栏发表关于今本《大唐新语》之为伪书的考证文章,这次是第三回了。其所以对此锲而不舍,是因为:第一,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对古代文史研究本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第二,传世古籍中的最早刊本或抄本很多都是明刻本或出于明刻,这些古籍绝大部分是真的,     

太史儋与《老子》无关——与郭沂先生商榷

本文第一部分对郭沂先生所提出的太史儋作今本《老子》的证据 ,一一予以辩析否定。第二部分探讨了《老子》书的演变 ,以太史儋之前文献中出现的属于今本《老子》中的文字 ,证明今本《老子》非太史儋所为。最后一部分以李水海对今本《老子》中楚语考证为据 ,坐实今本《老子》决非周人太史儋所能为     

“《文子》是《老子》古注”说辨疑

今本《文子》一书,无论在行文格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看似《老子》一书的注释,因而自元代至今,许多人将该书认定为《老子》的古注。实际上今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是经过后人多次篡改过的,内容、格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致使许多学者将该书误认为《老子》一书的古注。     

刘肃的《大唐新语》及其史料价值

唐刘肃所撰《大唐新语》最先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入杂史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是如此,都把它视为史学著作。至《四库提要》始认为“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一九五六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唐新语》标点本,在说明中也认为它“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研究的参考材料,还是有其用处的。”最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汉熹平石经《尚书》异文研究

今本《尚书》与汉石经《尚书》之异文包括以下9类,它们是:石经与今本之异文分别为借字和本字、石经与今本之异文分别为本字和借字、石经与今本之异文为同音通用字、石经与今本之异文为古字与今字、石经与今本之异文为一字之异体、石经与今本之异文词异而义同、石经与今本之异文分别为本源字和讹误字、石经与今文之异文源于文字多寡的不同、石经本与今本之异文源于语序的不同。多数异文对文意的理解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仍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同时也不能否认,石经《尚书》个别异文的确能起到"一字千金"的作用,对今本《尚书》的解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唐诗玉台新咏》看唐诗与《玉台新咏》的因缘

《唐诗玉台新咏》是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一部断代诗选 ,所选诗歌在言情特质、情感类型、表现方式等多方面 ,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相比 ,存在着明显的承变关系。从中可见唐诗与《玉台新咏》的深刻因缘。     

从新普育堂看慈善组织与政府机构间的互动（1912—1937）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弱化,对慈善事业的协助只能依赖地方政府。上海地方政府对新普育堂进行了积极的扶植和协助,但在管理上并未进行全面的介入和干预,对新普育堂的监督主要来自社会舆论,新普育堂与政府机构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它的慈善救助弥补了政府社会职能的不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监督慈善团体的法规,给上海地方政府对新普育堂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政府与新普育堂之间在保持相互协作的同时,加强了对其的监督和控制。     

从赵均刻本编目体例探窥《玉台新咏》古本之遗

本文对《玉台新咏》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包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和[作者名＋总篇数]两种格式,前者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其正文编目体例包括“题附辞后”和“题置辞前”两种格式,其中“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以及双重编目格式并存一书的现象至唐以后已属罕见。较之五云溪馆本和冯班抄本,赵均刻本更多的保留了徐陵旧本原始痕迹,当为目前最可靠的覆宋本。     

从捃拾《世说新语》谈《晋书》的文学色彩

唐修《晋书》既赋有史料的翔实,又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晋书》捃拾《世说新语》诸条目,乃不亏实录,有考而采,并且不自觉地遵循了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原则,对于《世说新语》的材料加以均衡、辨析和取舍,并非“忽正典而从小说”,乃是“弃小说而从正典”。作为史传文学的一分子,《晋书》择取与吸收了《世说新语》在人物外在形象、人物个性化描写及人物品藻等方面的特点,不群于以往诸史,也超越了诸旧《晋书》,正因其体制完备、史料详洽、文笔典饬、形象生动等优长,才是唐修《晋书》成书后,诸旧《晋书》逐渐消亡的原因之一。     

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

通过对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的比较研究,分析这两段时期墓志的撰写,找出其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观察墓志的撰写,从中比较这两段时期的文学理念、手段、风格对墓志铭撰写的影响。     

唐修《晋书》叙事二重性深层原因详探

唐修<晋书>虽作为官修正史却多采小说入史,尤其是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材料.这使得唐修<晋书>在叙述过程中时时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它也因此具备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双重性质.而先秦至六朝、唐初以来历史观念的转变和六朝文风影响下小说文体观念的不断发展,使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走向融合,这也正是唐修<晋书>呈现叙事二重性的深层原因.     

《世说新语》书名、类目与编次问题思考

《世说新语》常见书名有三种:《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但究竟何者是它的本名,至今没有定论。《世说新语》类目的设定、秩序的编排与容量的控制彰显着作者的编撰意图,也产生了客观效果。《世说新语》的编排体例实有所本。     

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

宋人言诗之风大盛,两宋诗话中有逾30种诗话论及庾信及其诗赋,代表了宋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程度。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比较论析庾信与其他诗人的写作优劣：二、考察唐以来诗家接受庾信的表现、摘赏庾信诗歌佳句,推溯“徐庾体”的渊源流变及评鸷庾信诗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