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7世纪初英国乡绅的地方认同

地方自治在英国有久远的传统,自治铸就了英国中央与地方纵向分权的政治结构,赋予了近代早期乡绅浓厚的地方认同感。在乡绅心目中,地方利益常常重于国家利益,地方政治比国家政治更有魅力。因此,17世纪初英国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加强势必引起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对决,正是与绝对主义的对抗,地方乡绅的国家政治意识日益加强。英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肇始于绝对主义趋势和地方乡绅自治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我国封建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发展、演变与君主集权的加强

我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僚体制萌芽于春秋时期．逐渐形成于战国之世，确立于秦统一之后，隋唐时期出现了大发展，到明清时期，又有重大变革，这一切无不与君主集权的加强密切相关。一、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封建专制中央官僚体制的核心是君主专制，而君主专制的萌芽很早，在奴隶社会瓦解时期——春秋时期即已初思端倪．对此，已有学者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认为当时的君主专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君主独裁的政治统治，君主拥有无限权力，君主个人意志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政治上专断独行。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不仅被统治阶级没有任何民主权力，就…     

“中山虫”：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棡的政治观感

1927年开始的国民党政府统治,给一些地方传统读书人带来巨大冲击,其政治观感可帮助我们了解国民党党治在基层展开的实际情形。浙江瑞安乡绅张棡对新的党国体制衔恨不已,甚至用“人虫”来形容政府举措之不当及其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但张氏的褒贬有时也是从个人利益本位出发,迫于生计压力,张在日常生活中亦无法与新政府完全切割。张氏的经验,证实国民党在基层得不到传统乡绅阶层的支持,但国民党党部活动至少在浙南已引起社会结构重大震荡。党国兴起后,原属乡绅自治范围内的一些事项,转由党部及新派人士主导。传统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文化环境亦遭破坏,“群体性的文化失落”于焉萌生。     

我国地方分权的未来走向及其现实分析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两者的结构及其关联态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在建国之初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1978年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行政性分权的战略使地方分权成为事实,但是由于转轨经济和传统集权式体制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当前的非规范性地方分权的局面,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划分.     

清代命案私和中的法律与权力

清代高度重视命案的处理，并通过自动覆转、秋审等予以保证，但是私和却广泛地存在。究其原因，与王朝州县官员权力的外溢有关。在清代的官僚体制下，州县官等基层官员不可能真正地掌控全局，其权力的一部分必然要被胥吏、乡保、宗族、乡绅等分享，权力的运作态势决定了法律实践与表达的背离。     

党权、异地任职与中央控制——从三个案例看地方治理的权力畸变与制度矫正

本文以三个案例分析中国地方治理三个向度的权力畸变:一是地方党权的上级任命制度导致买官卖官的权力变异,二是本地任职的政府官员经营家族生意产生的权钱勾连,三是中央下派领导到地方任职引发的权力寻租.分析三个案例旨在说明,在现行干部任用由上级、甚至中央权力统一控制的体制下,不管是干部党内任职、异地任职或是中央下派,都使地方权力脱离开了地方治理,各种权力均成为异地化、虚悬性的存在,与地方治理的客观需求完全无关.这是造成今天中国地方治理乱象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解决中国地方治理乱象的唯一出路,就是建构就地化的权力自治与制衡制度,从而保证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各有针对、各负其责、相互支持,进而保障地方治理的绩效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秩序.     

乡绅、地方教育组织与公共事务--以明清江西吉安府为中心

明清时期,地方乡绅往往特别关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设,热衷于参与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在办理各种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吉安府乡绅创建了形式多样的,以乡绅为主导的民间组织.由于吉安地区人文昌盛,儒学教育极为发达,各类地方教育组织往往演变成为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中心.明中叶前后,吉安府的书院与讲会,清中叶以后吉安各地的文会与宾兴会,都不仅具有儒学教育的功能,而且与乡绅阶层的"化乡活动"密切相关,成为乡绅参与地方政务、进行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场所,从而促进了基层社会管理的儒学化趋势.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英法两国国家结构形式比较研究

严格地讲,当代国家结构形式只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基本类型,英法两国都实行单一制,英法两国的单一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两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又呈现各自的特色。英国的单一制是分权单一制,而法国则是集权单一制。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单一制国家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上,中央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且对权力划分的实际效果起决定作用。英法两国的中央政府都享有充分的权力,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在于中央,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地方政府的设置由中央决定。地方政府的权力或自治权…     

探索中国政治的拓新力作

最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推出了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徐勇副教授38万字的新著——《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通览全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鲜明特色: 其一,为研究中国政治开辟了新领域。历史悠久、渊远流长、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吸引了无数中外睿人智士的上下求索,有关这一论题的著作并不鲜见。但他们都把目光投向国家上层。专注于高层权力的更迭。撇开民众大层构成的基层政治社会的政治学研究虽然对于了解上层的权力结构、运作及政治变化过程是有益的,但对基层政治视而不见不仅有     

论晚清民国的岭南宾兴组织与基层秩序——基于广西玉林地区的历史考察

清末民初,广西玉林州及其"五属"地区,地方乡绅先后建起10多间宾兴馆。作为近代民间"自组织"机构,这些兴宾馆有效促进了转型时期岭南文教事业的新发展。在助学助教之外,宾兴馆更是岭南乡绅重新分割基层权力、新移民群体实现"落藉"起家、地方官员重建官民纽带以及宗族势力重新集结的理想平台。伴随这一组织而设计安排的基层秩序,因宾兴管理的区域性差异,结果适成正反两例——安然有之,动乱亦有之,宾兴组织堪为近代岭南基层的活跃因子。     

官僚科层制与秦汉帝国的政治传播

秦汉是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在这个以官僚科层制为核心的超稳定结构中,政治传播系统与官僚科层制相互耦合、嵌套,强化。庞大的官僚科层体系与复杂的委托——代理链条使秦汉政治传播中的信息歪曲与失真不可避免。由于没有独立和多元的信息收集机构,信息的扭曲、缺失或泛滥成为制约官僚科层制运作的瓶颈,帝国治理的悖论由此形成：官僚科层越严密或庞大,则信息扭曲的概率越高,信息越扭曲,则官僚科层越趋严密或庞大;由于信息失真的不可消灭,自上而下的传播效率越高,整体信息风险就越大。这正是官僚科层制本身的内蕴特征。通过对秦汉帝国的组织结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官僚科层制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     

漩涡空间:非正式关系与科层制关系研究

当今中国,非正式关系已经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正式组织和科层体系之中,利用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和权力,已经成为基层政府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本文对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和再建构,提出基层政府运行中的"漩涡空间",力求呈现治理结构中非正式关系与科层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结合"漩涡空间"传统与现代性并存、横向开放及纵向紧缩三个特征,寻求非正式关系与科层制两者之间的关系平衡,以有助于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     

县域政治运作形态学分析——河南省H市日常权力实践观察

从正式的制度结构来看,县级政权的结构形态表现为科层制组织支配形态.它的特征体现为结构的区分化、科层的分工化、专业化和运作的制度化和非人格性.从地方日常权力实践的视角来看,地方政治的运作形态呈现为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政党成为合法性来源;第二,权力形态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第三,实质合理性;第四,结构分化与功能不分化.总的来看,地方政治运作表现为文本与实践的二元性特征.     

项目治乡：项目制基层执行中“规则转化”与治理

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项目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目前研究存在“制度”与“利益”两种分析框架，两者对项目制价值的整体判断有着尖锐的对立。本文以“乡镇”为项目制的研究起点，用“变通”理论观照项目制的基层执行，把项目制在基层的执行要素分解为四个方面：制度、结构、关系和技术。本文认为，项目制执行除发包部门的官僚制运作外，还必须经常性地转化基层权力系统和启用社会机制，才能有效提升项目的执行力和实现项目的最终落地。     

北洋时期技术官僚在产业行政中的定位——以铁路管理制度变革为背景

北洋时期,铁路技术人才培养的主导权逐渐被中央政府交通部所控制,技术人员也被纳入官僚体系之中,技术官僚成为新型文官的构成部分。技术官僚与技术管理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产业行政的专业化管理能力上的差异愈趋加大,中央部门的技术优势有效地遏制了铁路管理中地方分权的势头。铁路部门中技术官僚体系的成型,与清末以来铁路集权化管理体制的进程是相契合的。此既可视为技术与政治关联性增强的典型,也折射出铁路与其他交通行业、工商实业部门的差异性。铁路技术自主化所衍生的路权嬗变,也是近代中国集权化政治的构成要素之一。     

论近代苏北地方社会的失范

在近代,苏北地方出现了匪化、劣化和秘密会社勃兴三种大规模的社会失范现象。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失衡、控制体系瓦解以及苏北地方社会的全面衰败。社会失范与社会秩序丧失为政治共生态,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丧失导致匪患严重;劣化之乡绅沦为把持地方、对抗国家的恶势力;青帮和刀会扩展迅速,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混乱。三种失范现象交互作用,使苏北处于极度的混乱无序状态,严重影响其社会的正常发展,苏北地方危机日益深重。     

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西周政治地理结构包括二层含义 :一是西周的政治统治格局 ;二是地理结构 ,即政治统治格局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目前有关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成说都有一定的缺陷。王畿是不存在的 ,“中国”(成周 )也不是天下唯一的政治中心 ,“周邦”不是天下之一邦 ,西周不是“周邦”与“万邦”并存的天下格局。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从政治统治上说是 :以周王为中央权力核心的周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周王朝分封建立诸侯国 ,对诸侯实行统治 ,四方诸侯国国君直接统治诸侯国。从政治地理上看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周王及中央机构所在的三个都城 ,从这里统治天下 (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