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巾帼——论契丹女性对辽代民族关系的影响

游牧民族文化的特性使得契丹族女性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辽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民族关系上,契丹族女性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这一特质,为辽代民族关系的稳固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我们不能把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契丹女性单方面的作用,但是她们所起到的作用却是直接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略论辽朝民族政策的区域性特征

辽朝民族政策的重要特征是其明显的区域性,即按照各民族在地理上的远近,分别采用不同的统治政策。这种区域大体上由内至外可分为核心、外围和外延三部分,辽朝与不同区域各民族的关系存在由紧密到松散的变化,并对其分别实行直接控制、半羁縻半直接控制、纯粹的羁縻和封贡三种统治方式。这种区域性民族政策是对中原王朝统治经验的借鉴,而且其创新之处也对后世各王朝的边疆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已婚女性有着诸多的要求和规范,达到这种要求和规范的,即成为“贤妇”。这种对已婚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反映古代社会中的“贤妇观”。时代不同,人们的贤妇观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从辽代石刻出发,尤其是以墓志铭为中心,来具体探究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通过这些石刻资料,我们可以认识到,辽朝时期的贤妇观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侍养舅姑尽妇道、辅助其夫尽妻道、生育子嗣尽人道以及治理内务尽才干等方面。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文物考古学视野下的辽代丝绸之路

辽代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时期,出土文物业已成为体现其兴衰状况的重要观察点。通过对现有辽代丝绸之路文物考古材料的梳理,可窥视辽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信息和特点,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有助于重构丝绸之路史的薄弱环节。     

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奚族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与契丹异种同类。为解决辽代奚族地理分布的问题,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奚王府管辖的各部和辽国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两方面来论述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进而动态地阐述奚族演变、迁徙、融合的过程。该成果对东北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辽代古北口的功能

辽代古北口作为天然要塞,其战略位置一直颇受重视:作为军事要塞,许多战争发生在此;作为交通要道,其位于中京到南京必经之路:作为榷场,其发挥着沟通长城内外的功能。契丹族、汉族、奚族等民众也杂居于此。在有辽一代的二百多年中,古北口见证过战争的残酷,见证了外交的盛世,也见证了民族的融合。     

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辽代移民研究综述

辽代移民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学界已初步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但随着辽史研究整体向“精耕细作”新阶段迈进,辽代移民研究亦呈现出日益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辽代移民研究相关成果作简要评述,以飨读者。     

辽代松漠地理环境研究

古松漠地处大兴安岭西南段、燕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辽河平原的复合截接部位。它以今天赤峰市为中心外延到其他省市边缘,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长冬高寒的气候条件是契丹族以及辽代独特的历史文化面貌形成的重要因素。     

辽代的国球──马球

马球在唐代由西藏传入中原,成为唐代主要体育项目之一。到了辽代日渐发展为国球;因马球独有的娱乐功能受到辽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享有特殊的地位;辽兴宗对马球情有独钟,亲自组织比赛;但因马球运动有利也有弊,对马球运动也有争议;马球成为契丹国球有历史的必然的主客观原因。     

辽代流刑考

流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之一,是辽代四大制刑之一,在辽代的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的流刑与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有明显区别,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     

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辽代酿酒业及其发展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及契丹民族的生活习性决定了其酿酒行业的发展方向及特色。辽代的酿酒业规模庞大,酿酒的技术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酿造出"乳酒"等极具民族特色的酒类。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崇尚饮酒,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辽代汉文墓志题署研究

题署指在宫室楹联或其他器物上题书署名。墓志中题署撰制人信息的现象在唐代趋于普遍。辽代汉文墓志题署书写,基本仿效唐代墓志的书写习惯和范式。题署的人员主要是墓志的撰者,书人和刻工极少在题署中出现。题署的书写形式相对于唐代要少一些。辽代与唐代墓志题署书写内容相似,由亲属关系、姓名、郡望或籍贯、身份标识等四个要素组成。相比于唐代,辽代撰书墓志题署名讳已然成了一种书写习惯,直接影响契丹文墓志的写作习惯。辽代墓志题署礼仪性和等级性,“前尊后卑”的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匠人和刻工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不高,在墓志中署有名讳的现象极少,且墓志盖的制作者不在墓志中署有姓名。     

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契丹文文学在辽代的崛起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城以北大草原上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契丹人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民族精神,也孕育了契丹人质朴刚健、真率自然的文学艺术。而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包括契丹文文学在内的有辽一代文学,则给相激相融、互动互补的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历史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为辽、宋、金、元时期文学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关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思考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民族交融不是民族融合,也不是民族消亡,更不是民族同化。它是在尊重差异的情况下,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接近、相互认同的过程,我们一定要坚持现有的民族政策体系...     

辽代部族军考

辽代将契丹及奚人等编作部族,目的在于使其继续保持固有的游牧生活方式,同时组织成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卫契丹国家。部族军是辽代最精锐的军队。左右皮室军,即南北皮室军,名不同而实同。     

辽代燕京道教初探

在“安史之乱”、晚唐藩镇割据、南北分裂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辽代燕京的道教处于唐代与金元两个道教发展高潮之间的相对低谷.但辽代“三教并行”,道教取得了合法地位,也得到统治者上层的崇奉,因而道教活动在燕京地区流传未绝,并涌现出像刘海蟾这样影响后世的高道,为金元时期北京道教的勃兴与繁荣埋下了历史传承与文化赓续的伏笔.     

辽代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儒学

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契丹族统治者积极推行有利于地方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和儒学等均得以快速发展,成果喜人。官、私并举的各级学校数量迅速增加,为科举选官提供了大量青年才俊;不少以儒学见长的契丹族、汉族及渤海族官贵人士,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在这片热土上,建功立业,颇为时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