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辽代契丹女性研究综述

21世纪以来,随着材料丰富度的提升以及研究视角的开阔,辽代契丹女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阶层的契丹女性,研究视角也从关注女性自身到探索其与社会、国家的互动。截至目前,学界围绕契丹女性政治参与、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婚姻、教育、思想文化等问题展开了专题性研究,但各专题研究成果多寡不一。     

近30年来辽代自然灾害问题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对文献与石刻材料的发掘和解读,辽代自然灾害研究已悄然起步。灾害种类、自然与人为因素、不良影响、政府与民间应对措施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已达成相当共识,在分析文本材料的基础上已逐渐走向多学科交叉研究新趋势。但辽代自然灾害研究总体上仍偏重于大范围及某一灾害整体,对具体区域及民间主体等问题着墨较少。     

辽代人口问题研究综述

辽代史料匮乏,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人口问题更是如此,但一个世纪以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体现在人口的数量和迁移及户籍制度方面。在人口构成、人口素质、人口政策和人口思想、人口与环境关系等方面,有的缺乏深入研究,有的则完全是空白。     

辽代松漠地理环境研究

古松漠地处大兴安岭西南段、燕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辽河平原的复合截接部位。它以今天赤峰市为中心外延到其他省市边缘,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长冬高寒的气候条件是契丹族以及辽代独特的历史文化面貌形成的重要因素。     

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已婚女性有着诸多的要求和规范,达到这种要求和规范的,即成为“贤妇”。这种对已婚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反映古代社会中的“贤妇观”。时代不同,人们的贤妇观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从辽代石刻出发,尤其是以墓志铭为中心,来具体探究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通过这些石刻资料,我们可以认识到,辽朝时期的贤妇观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侍养舅姑尽妇道、辅助其夫尽妻道、生育子嗣尽人道以及治理内务尽才干等方面。     

辽代汉文墓志题署研究

题署指在宫室楹联或其他器物上题书署名。墓志中题署撰制人信息的现象在唐代趋于普遍。辽代汉文墓志题署书写,基本仿效唐代墓志的书写习惯和范式。题署的人员主要是墓志的撰者,书人和刻工极少在题署中出现。题署的书写形式相对于唐代要少一些。辽代与唐代墓志题署书写内容相似,由亲属关系、姓名、郡望或籍贯、身份标识等四个要素组成。相比于唐代,辽代撰书墓志题署名讳已然成了一种书写习惯,直接影响契丹文墓志的写作习惯。辽代墓志题署礼仪性和等级性,“前尊后卑”的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匠人和刻工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不高,在墓志中署有名讳的现象极少,且墓志盖的制作者不在墓志中署有姓名。     

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奚族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与契丹异种同类。为解决辽代奚族地理分布的问题,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奚王府管辖的各部和辽国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两方面来论述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进而动态地阐述奚族演变、迁徙、融合的过程。该成果对东北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辽代古北口的功能

辽代古北口作为天然要塞,其战略位置一直颇受重视:作为军事要塞,许多战争发生在此;作为交通要道,其位于中京到南京必经之路:作为榷场,其发挥着沟通长城内外的功能。契丹族、汉族、奚族等民众也杂居于此。在有辽一代的二百多年中,古北口见证过战争的残酷,见证了外交的盛世,也见证了民族的融合。     

辽代流刑考

流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之一，是辽代四大制刑之一，在辽代的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的流刑与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有明显区别，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     

辽代帝王陵寝制度特点研究

辽代9帝的5座陵寝中,除乾陵、显陵2陵因考古工作不足、陵寝建制不齐备外,从祖陵、怀陵和庆陵的陵址卜选原则、陵寝朝向、陵园结构与建筑布局、地宫形制及崇尚厚葬的丧葬习俗来看,辽代自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政策出台后,陵寝制度建设也经历了从借鉴学习、逐渐发展到有所创新的完善过程。辽代丧葬文化在对中原文化兼容并包的同时,也坚守着游牧民族的诸多特点,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     

辽代松漠草原城镇建设研究

契丹族在其统治中心松漠草原的城镇建设,历经百于年,形成了以上京、中京为中心的草原城镇体系。松漠城镇虽然多来源于中原汉文化城镇建制理念,但也在诸多方面体现了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松漠草原城镇体系的形成改变了以松漠为中心华夏北疆的地理文化风貌,并对金元城镇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辽代酿酒业及其发展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及契丹民族的生活习性决定了其酿酒行业的发展方向及特色。辽代的酿酒业规模庞大,酿酒的技术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酿造出"乳酒"等极具民族特色的酒类。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崇尚饮酒,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辽代的国球──马球

马球在唐代由西藏传入中原,成为唐代主要体育项目之一。到了辽代日渐发展为国球;因马球独有的娱乐功能受到辽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享有特殊的地位;辽兴宗对马球情有独钟,亲自组织比赛;但因马球运动有利也有弊,对马球运动也有争议;马球成为契丹国球有历史的必然的主客观原因。     

辽代教育史研究的新篇章——《教育与辽代社会》评介

高福顺教授新著《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以“教育”“辽代社会”两个关键词为主线,在系统探讨辽代教育的基础上,进而讨论教育与辽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除“导论”外,共有七章,外加三篇附录。该书视角新颖、引用广博、完整周密,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撰述,堪称近年来辽史研究最前沿的研究论著。     

辽代部族军考

辽代将契丹及奚人等编作部族,目的在于使其继续保持固有的游牧生活方式,同时组织成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卫契丹国家。部族军是辽代最精锐的军队。左右皮室军,即南北皮室军,名不同而实同。     

辽代僧官的俗职研究

辽人对佛教的尊崇使佛教在辽国具有很稳固的地位。为了对佛教进行管理,辽代统治者效仿中原国家建立了僧官制度。辽代僧官与唐宋僧官有很大不同,即许多僧官拥有俗职。这些俗职名目是,门下省的侍中,三师、三公和鸿胪寺卿等公卿官,崇禄大夫和特进等文散阶。僧官的俗职有三个特点,一是所加的官职都是政治地位较高无实权的加衔,二是有俗职的僧官数量特别多,三是授予俗职的行为持续时间长。辽代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通过授予俗职向这些高僧学习佛教理论,其次是表彰对辽朝佛教和政府作出贡献的僧官,并奖掖佛教理论精深的僧人,最后是弘扬佛教理论,维护王朝统治。     

辽代燕京道教初探

在“安史之乱”、晚唐藩镇割据、南北分裂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辽代燕京的道教处于唐代与金元两个道教发展高潮之间的相对低谷.但辽代“三教并行”,道教取得了合法地位,也得到统治者上层的崇奉,因而道教活动在燕京地区流传未绝,并涌现出像刘海蟾这样影响后世的高道,为金元时期北京道教的勃兴与繁荣埋下了历史传承与文化赓续的伏笔.     

辽代大凌河流域手工业探析

辽代大凌河流域移民众多,在政府政策扶植之下,纺织业、铁器制造业、陶瓷砖瓦制造业得到较大发展,还有玉石、皮革制造业等一些特色行业也得到发展。手工业门类较为齐全,基本满足了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大凌河流域手工业结构的建立与完善,为后世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