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炳灵寺的传播、发展及衰落

炳灵寺石窟是我国著名的佛教石窟寺之一,其考古价值与艺术价值可与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相媲美,１９６１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释道世《法宛珠林》记载,炳灵寺的历史可上溯到“晋泰始年”,即２６５年,距今有１７００余年。在炳灵寺１６９号窟中保存有中国石窟中最早的纪年题记──“建弘题记”,记述了１６９号窟部分造像的制作情况,尾处还记有“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日造”的字样,“建弘元年”即４２０年。炳灵寺石窟现有窟龛２１６个,各类佛教造像８００余尊,壁画１０００多平方米,…     

查拉路甫石窟初探

查拉路甫石窟是西藏目前所知唯一的一座石窟。尽管它是一座很小的石窟,而且只有七十一尊造像,但因它的造像内容、风格有别于我国其他石窟寺艺术,所以,对查拉路甫石窟的时代、分期、造像风格及我国石窟寺艺术的起源、传播和发展等问题作些探讨是完全必要的。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不可能完成这样重大的课题,这里只想就个人的看法求正于专家和同行们,以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陇右地区北朝时期石窟寺造像服饰艺术比较研究 -——以麦积山石窟和水帘洞石窟群为例

麦积山石窟、武山水帘洞石窟群是陇右地区北朝时期佛教和佛教艺术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遗存.在这一时期这两处石窟寺由于地域和风俗的相近,从开凿年代、方式、艺术表现形式都相互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     

陇右地区北朝时期石窟寺造像服饰艺术比较研究-——以麦积山石窟和水帘洞石窟群为例

麦积山石窟、武山水帘洞石窟群是陇右地区北朝时期佛教和佛教艺术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遗存。在这一时期这两处石窟寺由于地域和风俗的相近,从开凿年代、方式、艺术表现形式都相互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朝西藏金铜造像分类及风格研究

本文在参考西藏传统金铜像分类方法的基础上,重点参照故宫博物院收藏品的名称题记及分类标准,结合艺术史研究中风格学的阐释方法,对元朝金铜造像进行了风格分类的尝试.文中将元朝西藏金铜造像分为五大风格类型--桑唐利玛、梵铜利玛、巴勒波利玛、噶当利玛及番铜利玛,并对这五大类型的金铜造像艺术表现风格的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归纳整理.     

杭州飞来峰第55龛顶髻尊胜佛母九尊坛城造像考

位于浙江省会杭州市内的飞来峰以佛教石刻造像闻名遐迩,其数量之多、形制之大、造型之美,均为中国佛教石窟造像盛世的汉唐之后所罕见。据统计,飞来峰现存五代、宋、元时期的佛教造像多达280尊。其中元代造像数量最多,为飞来峰佛教造像中的主体和精髓部分,现存造像67龛,大小造像116尊,形成了“白石皆成佛,苍头半是僧”的壮丽景观。116尊造像中,有46尊为藏传佛教风格造像,62尊为汉式风格造像,8尊为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飞来峰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造像于一身,是中国佛教造像中绝无仅有的融汉藏佛教艺术风格于一     

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兼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

文章对川藏青藏交界地带现今公布的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及其古藏文题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著录考释,并就各处造像之间在构图、题材、图像特征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文章重点探讨了这一区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图像与风格的来源及其与敦煌与藏区西部同类图像的关系.     

关于卫藏地区几处佛教石窟遗址的调查与研究

佛教传入吐蕃之后 ,佛教石窟寺艺术也随之在西藏高原兴起。开凿石窟、雕刻塑造佛像之风在当时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中心拉萨初开其端 ,被称之为“吐蕃第一窟”的拉萨药王山查那路甫石窟 ,便是其中的一处重要的早期石窟寺遗存。① 但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局限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西藏高原这一佛教艺术重要的表现形式并未能够从文献与考古材料两方面加以认真的识别与研究 ,西藏一直被认为是佛教石窟寺艺术分布图上一个几乎是空白的地区。近年来 ,随着西藏西部以皮央、东嘎石窟遗址为代表的一批石窟遗址的考古发现 ,②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     

北魏石窟寺中的“双窟”与“二圣”政治

北魏天安到太和时期(466-490),在云冈、麦积山等石窟寺营建过程中,出现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双窟样式,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雕刻精湛,融合了诸多中原及西域造像特征,是外来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与当时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和献文帝、孝文帝共同临朝执政有密切关系,也是世俗政治力量在佛教窟龛造像中的具体反映。     

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擦擦的特征——兼谈吐蕃擦擦

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是古格王朝的统治中心,11—12世纪,古格王国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的发源地,至今保留有丰富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其中包括数量巨大的擦擦(小型泥佛像和泥塔)。文章从这些擦擦的制作方法、表现题材、造像风格几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其主要特征;并通过对文献和其他相关遗物的比较,探讨了这一时期擦擦造型风格的来源。     

艾旺寺造像艺术风格再探

文章探讨了艾旺寺的建造年代以及寺内三种风格的造像,尤其是藏式佛像的风格特征,认为这种三种风格集于一处的习俗是受藏传佛教第一寺桑耶寺设计理念的影响。其中,藏式佛像风格值得学界进一步分析研究。     

杭州飞来峰第91号龛藏传佛教造像考

飞来峰矗立于杭州西湖西北灵隐风景区的青山翠谷之中,峰奇石怪、泉清气幽。在峰麓玲珑的山石和奇幻的洞壑间,散布着起自五代吴越国,经历宋、元、明诸朝雕造的佛教石刻造像300余尊,形成了我国石窟雕刻艺术史上最后一处大规模遗存。尤其是元代的造像,雕工精细,具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存百余尊元代雕作,大体可分成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大类。属藏传佛教性质的有33龛、47尊造像,为我国元代遗留至今规模最大的一处藏传佛教石刻造像真迹。 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题记中有年号可辨的最早造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最晚的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无明确年号可辨的造像,从艺术风格与历史背     

麦积山石窟北朝菩萨造像的宝冠

麦积山石窟,保留有众多的佛教菩萨造像.其中的众多菩萨宝冠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艺术特征.然而,学界在引述这些宝冠时,名称不一,导致混乱.本文以麦积山石窟现存菩萨宝冠的样式特征出发,尝试建立较为合理的宝冠命名,并分析其时代特征、造型来源和演变规律,以彰显麦积山石窟宝冠的独特艺术风格.     

麦积山石窟北朝菩萨造像的宝冠

麦积山石窟,保留有众多的佛教菩萨造像。其中的众多菩萨宝冠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艺术特征。然而,学界在引述这些宝冠时,名称不一,导致混乱。本文以麦积山石窟现存菩萨宝冠的样式特征出发,尝试建立较为合理的宝冠命名,并分析其时代特征、造型来源和演变规律,以彰显麦积山石窟宝冠的独特艺术风格。     

须弥山石窟

一尊高20.6米的露天弥勒佛坐像,仪态端庄而安详,为唐代武则天时期开凿。佛像占整座山头的上半部分,光一只耳朵就有两人高,一只眼睛足有一人长。它比山西云冈第19窟大坐佛还高七米多,是全国大型石窟造像之一。高耸的大佛造像虽是砂崖雕凿,但造型和雕凿的刀法却给人以泥塑一样的温柔。这就是宁夏固原的须弥山石窟闻名于世的大佛楼造像,即第五窟的佛像。     

海棠山摩崖造像与阜新地区清代密教特征

佛教以其造像众多而称“像教”,由汉代初传至晋,造像尚具有浓郁的犍陀罗的风格。南北朝出现具有汉族士大夫瘦骨清相、褒衣博带特点的造像,及至唐代,造像的结构更趋于合理生动,佛、菩萨神态庄严、形象饱满、特征中原化,体现大唐活泼自信的审美情怀,故唐代佛教造像有“菩萨如宫娃”之喻。同时由于密教的流行,神奇而狰狞的密教造像也开始出现。元明清三朝是密教盛行时期,由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传授的“梵式”造像自元代流传下来,并由西藏传入内地,不同程度地与中原传承的唐代造像风格相融合,进而形成内地略异于西藏的密教造像风格。清代,密教的弘传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内地的密宗造像是以当时著名的佛教圣地如承德、北京、五台山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密宗造像则一直鲜为人知,该文介绍的正是有“黄教东部中心”之称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密宗摩崖造像。     

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

目前关于吐蕃时期吐蕃人的绘画资料,存世较少,除了敦煌石窟中吐蕃人的绘画资料外,尚有断代在9世纪前后的吐蕃风格的绢画,以及遗留在中亚和青藏地区的部分岩刻画.有鉴于此,青海都兰以及海西吐蕃墓葬中的棺板画即是吐蕃时期珍贵的绘画资料.本文利用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对青海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的内容和题材进行了详细考证.证明这一时期的吐蕃绘画风格深受中原地区和中亚、西亚地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整个藏族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杭州西湖宝石山造像考述

本文考察了杭州西湖宝石山摩崖造像遗迹,分造像年代为元明两期,归造像类型为藏汉二式, 并就石刻造像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历史背景及梵文摩崖等相关问题展开探讨。宝石山造像集汉藏雕刻艺术于一崖,对研究藏传佛教在南方地区的传播,汉、藏佛教造像图像学与风格的演变,以及汉、藏佛教艺术的交流影响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欧阳询与虞世南楷书风格的比较——以《九成宫醴泉铭》与《孔子庙堂碑》为例

书法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发展完善，在跨入唐代时期，书法又迎来了新的高峰。作为“初唐四家”的欧阳询与虞世南，二人年纪相仿，又同在弘文馆教示楷法，在书法方面二人上溯魏晋、深追二王，又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书法神韵。《九成宫醴泉铭》与《孔子庙堂碑》是两位书家最具代表性的楷书作品，欧阳询书法的瘦硬险绝，虞世南书法的圆润遒劲，虽然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后世学书者的典范，影响深远。     

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的考古调查与新发现

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又称为“文成公主庙”,是唐蕃古道上一处极为重要的文化遗迹,但长期以来对其年代、性质及其意义的认识尚有待明晰,近年来通过围绕其主殿和周边进行的考古调查,新发现一批重要的文字题记和图像,再次确认了此处造像的年代和性质,并对进一步理解造像出现的历史背景也提供了若干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