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认识论模式"的几点辨析

关于马克思哲学转向的探讨,矫正了对马哲的一些误解,也深化了对马哲的认识.在以往对马哲特别是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中,存在着重认识轻价值和将马哲知性化解读的倾向,而转向一说却拓展了马哲的研究论域,彰显了其实践性和当代价值,这无疑值得肯定.然而,某些有关转向的阐释,也存在可议之处,关于超越"认识论"模式的理解,即是一例.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超越了"认识论模式",实现了从传统知识论向现代生存论的转换,因而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生存论".在这里,"超越"的已不仅仅是"认识论模式",而是认识论本身.这种理解,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建构.因此,对于超越"认识论"模式,有几个问题应予辨析.     

道、禅之"心"的美学意蕴

道、禅哲学都重视"心",中国美学也有以"心"为美的思想,二者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道家哲学中,老、庄首先突出"心"的重要性,嵇康、阮籍则首先在文学中体现这一思想.禅宗对"心"的重视使其获得"心的宗教"之称.道、禅之"心"也有很多不同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禅宗之"心"是对道家之"心"的继承与发展.在道、禅哲学的影响下,审美之"心"在唐代成熟,意境的形成与此密切相关.     

从阿尔诺循环看审美在理性主义哲学中的命运

<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出现的"阿尔诺循环"体现了笛卡尔的认识论立场和本体论立场的冲突."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体系的起点,说明认识论立场的优先性,而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探讨则使得"理性/感性"对立的传统得以延续.理性相对于感性的优先性使得审美活动在理性主义的体系中一直不能得到重视.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学统的重建

明清之际的学术出现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新的转向,其表现之一,即是明清之际的大儒们重建学统的努力.黄宗羲冲破时代的"囚缚",将他的批判深入到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并从科举"时艺"中走出来,返求之六经,并以"切于民生日用"为去取标准来重建儒学的品格.他认为"儒者之学"是"经纬天地"之学,主张"通今致用"、"学贵适用",反对科举之学、口耳之学,摒斥"锢人性命"的章句、时义、批尾之学.他主张道在六经,其复兴古代六艺之学及其多元人才观的表现之一,是他对"绝学"的提倡.他重视"学脉",从某种程度上重建书院讲学治世的精神,重视学校对世态人心的塑造作用,主张"学之盛衰,关乎师友",力倡"自得"精神与学术争鸣.黄宗羲的这些主张,体现了重视主体性重建的务实、平等的近代特色.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求真"理念

"求真"是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根本要求.如何做到"求真",它要求史家既要有品德、责任感和勇气,也要有史才、史学和史识,还应掌握征实求信的科学的治史方法.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求真"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点,它既是指一种史实之"真",也包含着一种道义之"真".     

学识·修养·学理·感悟——今天如何做诗评家

近年大学学术体制及学术规范的强势导致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特别是在新诗研究界出现了诗论家与诗评家的职业分离,缺乏学识渊博又人格高尚、既精通理论又熟悉创作的诗论家和敢说真话又会说行话的诗评家.诗评家既要坚持艺术原则,又要"与时俱进",适当更新诗歌观念.今天诗评家应该过四关:学识关,诗评家应该"专家化",有金字塔式的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特别是雄厚的理论基础;修养关,诗评家应人格高尚,能够在广告时代和权力社会抵制住各种诱惑;学理关,诗评家应该"学者化",强调必要的学术规范,重视缜密的思维和理性的表达;感悟关,诗评家应该"诗人化",具有对语言、情感、思想等方面的感悟能力.就是说,很有必要提出"文学学者作家化"、"文学学者读者化"和"文学理论家适度评论家化"的口号.     

"思无邪"本义辨正

"思无邪"是孔子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对"思无邪"的解释,自古至今多有歧义。"思无邪"是孔子对《诗》具有广泛社会文化功能的总结,是其"诗教"思想的具体体现。《诗·鲁颂·?》中的"思无邪",其意为赞美马匹之多。孔子引来评价《诗》,用的是其文字义。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既不是对《诗>思想内容的概括,也不是强调学《诗》、读《诗》之法,而是指称《诗》全面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实质是强调学《诗》的重要意义。     

突出"三个转变" 构建温馨家国

为打造"亲情救助"服务品牌,争创全国救助管理规范化建设先进单位,今年湖北省武穴市救助管理站在工作上突出"三个转变",积极构建受助人员温馨家园.一是在认识上求"深",工作理念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坚持定期学习制度,采取专题调研学、典型宣传学、考试检验学、讨论帮助学等方法,找准工作难题,把握工作规律,转变工作理念,发挥为民服务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救助管理事业长足发展.     

热诚办实事真情暖同胞 ——山东台港澳工作系统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综述

2021年,山东省台港澳系统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着力为在鲁台胞台企台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结合各自特点,各市台港澳部门(台办)纷纷落实"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要求,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牢固坚定"两个维护",在学习中不断强化政治理论武装,注重思...     

关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十六要素"——列宁"伯尔尼笔记"解读

所谓"辩证法十六要素"并不是列宁有意识地主动建构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成果,而是对其哲学研读的收获所进行的归纳.并且仅仅是对关于主观辩证法(认识论)理论所得的一些小结.离开这个特定语境而人为地将其抽象拔高,特别是把"十六要素"直接作为客观辩证法的结构,并不符合列宁的初衷.     

心理学、认识论还是本体论--对大乘唯识学的整体界定

在对佛教哲学的现代阐释中,大乘唯识学通常被解读为一种认识论或心理学,而其整体上的本体论特征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主要与在现代哲学的视域限制下对唯识学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其核心概念"识")的误读有关.本文通过对唯识学原典本身所提供的相关问题的分析,以表明尽管其中毫无疑问地包含有大量认识论和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在总体上唯识论却是一种唯能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功能本体论.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试论"卮言"在《庄子》中的运用

<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其中"卮言"即铺陈曼衍,即兴式地言论,是"三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卮言",我们不能只作为一种语言风格来欣赏,而应该从其在<庄子>一书中的运用来分析它的意义."卮言"是诗性时代思维方式的反映,"卮言"的不为言而言,不为文而文的艺术构成及其运用,体现了<庄子>的语言理想."卮言"的意义,在于它在先秦思想史中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与"寓言"的文学性意义、"重言"的历史性意义不同,它更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     

"休谟问题"的原貌及实质

休谟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后来被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高度关注的并被称为"休谟问题"的可能是一个、两个或三个.我们根据"休谟问题"的性质不同列举出四个:"因果问题"属于认识论问题;"归纳问题"属于逻辑学问题;"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属于语言学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属于存在论(或本体论)问题.事实上,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和存在论是互为一体的.孤立谈论任何"某论"都是无效的.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探讨的四个"休谟问题"的实质只有一个:人类理性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把握什么样的对象世界的问题,即一个古老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     

论武者小路与有岛武郎"转向"与"挫折"的文学意义

白桦派作家带有不可改变的阶级性,他们以如此觉悟为核心,确立了白桦派文学形象.这一点由武者小路和有岛武郎展示出来,在大正文学中意义巨大.武者小路看到托尔斯泰主张的"无我奉献"的局限性,开始"转向",奔向力主"有我奉献"的梅特林克.当武者小路发觉自己不能赞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后,便进一步"转向",走第三条老路,创办"新村",为他的创作更新拓出了新天地.诚实的有岛留美归国,告别了实业理念和宗教信仰, "转向"走上了文学道路,作品张扬人性,反抗传统,自己在现实社会中迭遭挫折.白鸟评价有岛作品是有"人生价值"的文学.这个观点至今在思考大正文学史的结构时,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论国方哲学的转向

对本体论知识论的考量是哲学转向的最重要标志.苏格拉底哲学与其说转折性不如说奠基性导向性.笛卡儿"我思"哲学具有转向意义在于它凸显了"自我"、主体性的地位和作用,但它并未完成转向.康德以"批判哲学"和"先验主义"完成了笛卡儿开创的哲学转向,主要表现在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变革"和将本体论从认知转向实践.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理性实体)的辩证运动"克服"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在逻辑上实现了传统本体论和知识论的终极目标,他的辩证法为哲学转向提供了武器,但被他的体系封死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当代"实践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黑格尔以后的一个半世纪西方哲学处在重大转折期,但尚未完成."语言转向"和"生存实践转向"对于哲学转向都有积极意义,但并不成功.在哲学转向中要重视辩证思维.     

"中日舜水学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余姚市人民政府和日本常陆太田市主办,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余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承办的"中日舜水学研讨会",于2008年11月20日至22日在余姚市隆重召开.中国方面有来自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台北及香港地区的30余位学者与会;日本方面有以大久保太一市长为团长的常陆太田市代表团和安东省庵显彰会会长立花民雄为团长的柳川市代表团,以及来自长崎、金祝的共16位代表与会.研讨会收到论著2部、论文30余篇,主要就"舜水学"的定位及其现代意义、"舜水学"与东亚文明、朱舜水与明清思想家、朱舜水与明遗民以及朱舜水史迹研考等问题展开讨论.     

华夏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对老子"道"的形而上学新解

"道"是老子哲学确定的宇宙之本体,又是其理论核心.它是一种可以称为"无"的客观实在之物,但不是妄自虚构;道生万物与万物回归于道是顺任自然而不妄为的过程,不应将此过程理解为循环论或相对主义;对道的认识与把握.即"为道",并不排斥"为学".道的观念的确立奠定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     

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与他的"惯习"概念

本文对布迪厄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理论性探索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布迪厄指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并实现其统一,他除了从认识论层面对此进行批判性考察之外,还提出一个可以同时弥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不足的重要概念--惯习.他的社会学认识论,以及奠定其方法论基础的"惯习"概念为我们打破社会学领域内的各种对立并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范式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当代西方"认识论的社会化"趋向述评

认识论的自然化与当代认知科学的紧密结合,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新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有限度的.对认知习惯与常识心理学的研究,是认识论研究的补充形式,同时也开辟了社会化研究的新方向.认识论研究不仅要自然化,同时也应当社会化,两者并不是不可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