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与尹明耀同志商榷

尹明耀同志的《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载《文艺报》83年3期,下称“尹文”,凡引尹文,均见此)一文,既是对许多同志针对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提出正确商榷意见的文章的驳难,也是对徐迟同志文章的直接呼应,可以看作是徐文的续篇或姊妹篇,用作者的话说,都是“为现代派思潮推波助澜”的。尹文说,徐迟等同志的文章“对于现代派文艺出现的原因”,“只注意从时代背景、社会根源方面去加以说明”,而作者的文章则是“对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探讨”,而所得出的结论与徐文完全一致,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徐文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庄子》及其注释中的许由形象探究

许由在《庄子》中共出现8次,其中内篇2次.在浩如烟海的《庄子》注解中,围绕“许由”是何形象,形成三派主要观点: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贬唐尧而崇许由”派,他们认为许由是适性自由的隐者或贤者,属道家形象;二是以郭象为代表的“劣许而优尧”派,他们认为许由形象似儒家,但其境界不如圣人;三是以德清为代表的“以佛释庄”派,他们认为许由是佛教破我执之先锋,是真人而真知者.     

"中间人心态"、"纯诗"立场与"现代"价值观念 --论"现代派"诗人群体的思想特色与文化心态

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 ,因《现代》杂志而得名的“现代派”诗人群体 ,在当时社会矛盾激化 ,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环境中 ,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中间人”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他们从“新月派”继承下来的“为诗而诗”的“纯诗”立场和艺术态度 ,与重视自我、强调艺术自律性和纯粹性的象征主义诗潮取得了契合。同时 ,他们还具有鲜明的“现代”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     

灵魂的冒险--读孙玉石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孙玉石先生的新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他在新诗研究领域“灵魂冒险”的又一次成功探索。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以下简称《诗潮史论》）中，孙先生“灵魂的冒险”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即文化的、历史的、审美的三重视角。三重视角之间彼此独立而又动态联系。孙先生用摇曳多姿的笔调引导我们在现代派诗美丽的海里尽情遨游，在三维视角的互动中展现了现代派诗的丰富形态和复杂内涵，以历史态度和审美标准的辩证统一抵达了现代派诗的本质。首先看文化的视角。作者在前言中指出：“诗是一种带有普遍性…     

论上海现代派前期杂志的开放视野与先锋精神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繁荣发展期,以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为代表的现代派群体在上海先后创办了《璎珞》、《无轨列车》、《新文艺》等杂志.这些现代派前期杂志在方向内容上没有一定的轨道,不管政治取向如何,只要属于“新兴”和“尖端”文学,都在其关注的视野之内,颓废的现代主义和革命的普罗主义几乎杂陈并置在杂志上,充分彰显出世界主义的开放视野和先锋精神.     

在智性抒情的“僻路”上──评金克木三十年代的诗

正如施蛰存一直坚持根本不存在现代诗派的观点一样，金克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现代派”诗人；但我们说他是“《现代》派”诗人恐怕是不会错的。金克木走进《现代》多少有一点仍然。他虽然在二十年代于故乡安徽寿县读小学时即已开始习诗，１９３０年前后来往于北平的几所大学旁听时笔耕愈勤；但当时他并“没有以诗出名的欲望，甚至没有挣稿费的‘野心’”①，只是借诗抒发感情而已。１９３２年，在山东的中学与初级师范任教的他，随意将草就的《秋思》等几首小诗寄给北平的一位朋友，不想那位朋友竟把它交给《现代》刊发了。因之诗人深得编者…     

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存在——以童谣为中心兼与朱自强先生商榷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轫期,学界主要有三派观点:“古已有之说”、二十世纪初叶“外国移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稻草人》说”.本文以童谣为中心,针对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先生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就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的观点,详细考察此观点的具体出处及其论证过程,反证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悠久存在.     

略论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

一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争。《新月派》梁实秋首先发难。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宣称:“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梁实秋完全抹杀了人的阶级属性和文艺的阶级性,主要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当时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左     

论恩格斯反对“青年派”的斗争

青年派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半无政府主义宗派小集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它的主要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故又叫柏林反对派。后来,青年派的一部分人,退出社会民主党,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同党分道扬镳,被称为独立派。青年派掌握的主要报刊有《柏林人民论坛》、《萨克森工人报》和     

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

清末,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力倡“小说界革命”,遗憾的是少有成功的实践;继而盛行的“谴责小说”,着力暴露官场的腐败和世态的丑恶,但未切中封建制度的本质和要害;而泛滥民国初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则已堕入末流。无论是“谴责”小说,还是“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都与现代小说有相当距离。一九一七年,陈衡哲在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处女作《一日》,其思想和技巧已初具现代小说雏形,可谓用现代白话创作短篇小说的最早尝试。胡适在陈衡哲短篇集《小雨点·序》中写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指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章了。《一日》便是文学     

论《毛诗》的经本及其学派归属

《毛诗》在西汉初兴之际 ,其经本只不过是与《鲁诗》、《齐诗》、《韩诗》、“阜诗”等相似的一种文本 ,其“古文”的简本已不见于西汉有关的文献记载 ,但《毛诗》却历来被列在古文经派。本文拟就《毛诗》“古文”经本何以不可考见及《毛诗》何以归于古文经派这两个问题 ,作一简单说明。     

论易学中“象数”与“义理”的体用互构性关系

象数派与义理派是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它们从不同的思维形式对《周易》文本进行了解释,而在体用关系上,两派中的“象数”与“义理”体现了一种互构性的关系。在象数派那里,是以“象数”为体,以“义理”为用;而在义理派那里,是以“义理”为体,以“象数”为用。     

李道纯之道统及其它(札记)

<正> 李道纯之道统李道纯对“老学”深有造诣。从道统来说,李虽为宋白玉蟾传授下来的,但非南宗直系。他自创“先天派”,成为此派宗师(白云观《道派总录》,又见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他以“中和”为教义,以《道德经》、《悟真篇》为经典(见陈国符《道教源流考》卷二)。闵小艮所辑《全盖心灯》为全真总谱,其中并无李道纯之名。其记载南宗五传至彭耜,在福建创细林宗,六传为萧了真(萧廷芝),亦未列李道纯。李在扬州一带开“先天派”,虽系南宗闰统,但功法则接近北宗,以炼心为主。     

试论契诃夫对凌叔华成名的助益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坛著名的女作家之一 ,她活跃在二、三十年代 ,曾与冰心、丁玲齐名 ,是“新闺秀派”的代表人物 ,近年来学界对她的研究成果不断。本文试从影响研究的角度 ,论证契诃夫对她成名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 192 5年是凌叔华小说创作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一年。 1月 10日《现代评论》发表了她的成名作《酒后》 ;周作人与鲁迅分别在《京报副刊》和《语丝》上著文评论此文 ;著名喜剧作家丁西林将《酒后》改编为同名独幕剧。① 一时间模仿者甚众 ,以至形成了名噪一时的“酒后派”。② 良好的开端催发了凌叔华旺盛的创作热情 ,仅此一年她就…     

从《说苑》看《汉志》“小说家”命名

《说苑》与《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有着紧密的联系,《说苑》的作者是刘向,“小说家”分类来自于刘向的思想,而且《说苑》的体裁与小说作品极其相似,因此,“小说家”借用“说”作为这一流派的命名,更多的得到了《说苑》等说体文的启示。     

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

本文从哲学的高度对“寻根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展开透视,认为寻根文学的特点在于：既可以作为现实,又可以作为超越现实的寓言;既是讲的故事,又是讲更为根本的道理。文章以《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派”作品为例,解析了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作者认为,在寻根文学中,阿城的《棋王》写出了一个最可信又最生动最理想的活人;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实在的远村──鸡头寨来呈现一种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文化氛围、心理结构,这似乎接上了阿城,但这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不像《棋王》似的透露出理想之光辉,而闪耀着非理想的鬼火,《爸爸爸》写出了寻根的复杂性;《小鲍庄》不是与现代隔绝的鸡头寨,而是已嵌入现代社会中的乡村,虽已嵌入现代,但仍然固守着传统,是８０年代定义的“前现代中国”的最典型的表现者。     

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谈起——与万云骏先生商榷

万云骏先生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引严羽和元好问的诗评,以证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缺乏比兴,缺乏形象”,“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批评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对婉约与豪放两派的作家、作品“褒贬从心,抑扬失实”云云。对上述观点,我有不同看法,故不揣浅陋,与万先生商榷。严羽的《沧浪诗话》成书在苏、辛豪放词派形成之后,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只批评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并无一字提及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试论晚清小说理论流派

晚清的小说理论,按其主张大约可以分为四派:一派是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贸等人为首,以《新小说》杂志为核心(某些人与《新小说》无关,但观点与《新小说》一致),可名之为“新小说派”;一派是以徐念慈、黄摩西为首,以《小说林》为其核心,可名之为“小说林派”;一派是以林纾、周桂笙为代表,专事翻译西方小说,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