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画眼睛”

编辑同志: 刘长虹、陈豪同志的文章《鲁迅笔下的“眼睛”——学习鲁迅小说札记》(《扬州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把鲁迅先生“画眼睛”的话,简单地理解为人物肖像描写的画眼睛,认为描画了人物肖像的“眼睛”就是写出了“一个人的特点”。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鲁迅先生在原话中,没有提到“肖像”二字。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实践中,没有只     

“越铎日报”署名“独立”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

我们在大连图书馆所藏部分《越铎日报》中,发现四篇“古文”,分别署名“独应”或“独”,它们是:在社论栏发表的《望越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和《望华国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禹域秋阳”专栏发表的《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一日)和在“黄钟”专栏发表的《民国之征何在》(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我们认为这四篇文章都是鲁迅佚文。现将全文试加标点抄录如下,并谨从几个方面做一考证。     

鲁迅与《中国青年》

这个题目似乎还没有人做过,鲁迅著作中的确也没有直接提及《中国青年》,但事实证明他是读过的。一九二七年冬,鲁迅写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收入《三闲集》),回忆起二月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到宋云彬发表在《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的文章《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文中揶揄鲁迅到了广州“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当时鲁迅曾想撰文予以反驳,声明他“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后因别的缘故,没有亲     

浅论陶渊明的“怒目”与“静穆”

陶渊明是我国晋宋之际的伟大诗人,论家对其作品中表现的“怒目”与“静穆”历来争议很大,至今尚不一致,故有论辨之必要。一钟嵘《诗品·序》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历代论家多沿袭此说并加以阐发。“五·四”后,有学者说“陶渊明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原因之一是他“能泯化一切忧喜。”鲁迅曾对此提出批评.可是至今尚有人未理解鲁迅的原意,认为“静穆”是陶渊明的主要方面,“怒目”只不过表现在晚年极少数作品中。是否如此,试作分析。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若干问题浅议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鲁迅的一篇著名文章。它总结了鲁迅丰富的革命斗争验经,体现了鲁迅毫不妥协的彻底革命精神。因此,多年以来一直作为大学、中学的传统教材。但由于文章篇幅较长、內容丰富、涉及的问题又多,加上讽刺、含蓄手法的     

“孔乙己”一个“半懂不懂”灵魂的载体

一、从孔乙己的命名,领略鲁迅的“大家风度”鲁迅生前的挚友孙伏园先生曾经说过:“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关于鲁迅先生》)这可视为把握本篇美学价值的肯綮。《孔乙己》堪称鲁迅的得意之作;     

谈鲁迅两首和屈原有关的诗

鲁迅的旧体诗有相当一部分和屈原有关,它们或采用屈原诗里的一些辞句和语汇,或涉及屈原的创作和生活。这说明鲁迅对屈原的作品很熟悉,对屈原的研究工夫很深。《送O.E.君携兰归国》和《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是其中的两首。这两首诗通常被认为是鲁迅的“夫子自道”;前一首的“兰”,后一首的屈原,都被说成鲁迅的自况。这样的理解合不合鲁迅诗的原意、鲁迅对屈原的评价以及鲁迅的思想和性格呢?     

解读鲁迅的“呐喊”

北大教授严家炎曾说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 ,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①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高峰的短篇小说集《呐喊》 ,收了鲁迅 1 91 8— 1 92 2年所写的 1 4篇小说 (出版时收入 1 5篇 ,1 930年 1月第一次印刷时抽出了《不周山》一篇 ) ,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呐喊》的问世绝非偶然 ,而是他的思想里程发展的结晶。要想真正理解“鲁迅的呐喊” ,就必须从鲁迅的“美好思想———理想破灭后的寂寞———受新文化鼓舞而呐喊”这三个方面入手。一、鲁迅的美好思想的变迁(一 )第一个理想 :离…     

略论鲁迅的翻译理论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在那风雨如磐、鹰犬四伏的岁月,他非常热情地翻译并介绍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他曾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爱罗先珂童话集》,及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艺术论》等大量作品;创办《译文》杂志,翻译并印行了两本《城外小说集》。他的译作达三百万字之多。鲁迅怀着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类”的目的,通过翻译来唤醒和激发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同时,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如果“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已来     

“毛鲁会见”是真是假?

《图书馆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孙雄飞的《忆赵丹谈“毛鲁会见”的经过》一文。作者说,1979年冬的一天,他陪赵丹从徐汇区文化馆步行回上影厂,适中谈及电影《鲁迅传》,赵丹便把1961年5月1日毛泽东接见时的谈话告诉了他。毛泽东问赵有没有见过鲁迅,赵荅“没有”。其后毛泽东说:“我见过鲁迅,所以对你演鲁迅演得象不象,我有发言权。我是在北大见过,以后又去鲁迅家登门拜访。我见鲁迅时,鲁迅在教育部负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

鲁迅一生中,非常注重和赞扬优秀的日本文学,他曾经翻译过多种日本小说和文艺理论著述,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二一年夏天,鲁迅先后译出了芥川的代表作《鼻子》和《罗生门》,登载在北京出版的《晨报》上。芥川龙之介(1892—1927),这位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鬼才”,是大正(1912—1926)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九一三年二月,他就读于东京帝大英文系时,与友人一起重新出版了两起两落的帝大同人杂志《新思潮》,后来他和菊池宽、久     

论“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

鲁迅是从"五四"开始投身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他在五四时期向旧道德旧文化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但是,伟大人物的成长都有着自已的具体特点.五四时期是鲁迅思想变动的关键时刻,那么,鲁迅的特点又表现在那里呢?他在五四前夕的苦闷,在五四高潮中的奋起,在五四低潮期的一面战斗、一面彷徨又意味着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五四时代所崛起的无产阶级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对这样的评价又如何实事求是领会和理解呢?这都是研究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与广东木刻青年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是中国无产阶级美术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伟大革命家鲁迅精心编选、“亲手印出样本”,自己出资印刷的第一本中国青年木刻选集《木刻纪程》出版了。他在序文中热切地期望着这本集子“做一个木刻的路程碑”,愿“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一程一程的向前走”,让木刻这个艺术武器在革命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翻开《木刻纪程》,全书二十四幅作品,除极少数几幅,大部分作者是广东青年。鲁迅高兴地向人们介绍说:“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他希望广东青年木刻团体能够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     

也谈“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概念

读了《国内哲学动态》1984年第3期发表的罗贵秋同志《谈“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社会有机体”概念》的文章后颇受教益,又感到有些问题。该文正确地指出社会经济形态不应排除生产力,但却认为社会经济形态中也包含上层建筑,进而把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两个不同的概念看作是没有区别的同一概念。我认为,这种见解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赋予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内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不包括上层建筑;而赋予社会形态概念的内容则是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因此,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从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谈起——《阿 Q 正传》读书札记

一九二一年末到一几二二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阿Q 正传》,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各色各样的人们对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想。一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些反映归纳起来,文学界一般认为阿 Q 是各个阶级身上的阿 Q 精神的“寄植者”,或者说他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像’”,因而认为《阿 Q 正传》意在暴露“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这种意见抹煞了阿 Q 形象的阶级属性,把阿 Q 抽象为“阿 Q 精神”的化身,鲁迅对此从未表示过赞同。还有一种意见来自社会上,就是认为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来揭露某些人的阴私,意在骂人。鲁迅对此无限感慨,他说:“直到     

“右丞相即正丞相”质疑

现行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有一篇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课本对文中“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一句中的“右丞相”没作注释,可能编者认为无注释之必要。而时雁行同志发表在一九八0年《语文学习》第十一期的《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一文中,对“右丞相”却作了解释。他说:《<指南录>后序》开头,文天祥自述道:“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讲授这句话,只要让学生理解,“丞相”是封建社会最高官     

鲁迅与沈从文

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但从鲁迅的作品、书信和沈从文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他们互有谈及的地方,从中可以了解鲁迅对沈从文的看法和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当沈从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笔名登上文坛时,中国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鲁迅正在北京战斗。次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首次提到沈从文,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鲁迅书信集》第七一页)当时,沈从文正在贫困中挣扎,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用各种笔名写稿,鲁迅说他“玩各种玩意儿”,显然含有贬意。据陈漱渝在《鲁迅与丁玲》(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湖南日报》)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