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赫的"感觉要素一元论"与广松涉"意义的所识"

广松涉通过批判地析取马赫哲学“复合感觉要素一元论” ,提出了主体与对象整体性、函数性功能关联的“场”及人们关于物体的概念符号是“共同主观性的意义形象”———“意义的所识”之命题。但马赫哲学在骨子里是主观唯心主义 ,然而它表现出来的却是“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的折衷主义 ,而其所谓关于“物”的“思想的缩约符号”(广松涉称其为与人的知觉及“对象的所与”相联系的“意义的所识”) ,因其失去了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形象认识到抽象思维和理性认识的说明 ,也就难以得到科学的理解与把握。其实 ,这些关于对象世界的概念性称谓 ,只不过是人们在实践及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而形成的人们关于对象世界的一种理性把握的思维形式或观念符号     

"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及其"三进"

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宣传与教育中做好“三个代表”思想的“三进”工作 ,首先应当面对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宣传与教育中本身存在的“三进”问题 ,“三个代表”思想的“三进”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契机。“三个代表”思想的“三进”:一是要深入挖掘“三个代表”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方法论 ,解决过去没有真正凸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 ;二是要讲清、写清、使学生想清“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方法论 ,解决过去“进”的不力的问题。研究“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及其“三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心理学"法"的传统与"后法"时代

“法”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使心理学独立于哲学并获得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心理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哲学心理学到现代心理学确实是一个进步，但这种进步也许并不应该完全由方法来界定，我们应该对现代心理学对“法”所保持的不理性的热情持几分慎重和担忧。事实上，就现代心理学而言，一旦“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心理学的发展就已经步入了“后法”时代。“后法”时代的心理学应该始于机会，必须要和民众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同时要对各种研究方法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是道家言意观的基础。他以“道”不可说论为生发的基点,显示了语言不可能与世界亲密无间的倾向。老子认为,意可通于“道”,但言与“道”隔,不得已而用时只能“强为之名”。老子提出“行不言之教”并不是否定言之功用,而是要求运用合道之言,即“希言”、“贵言”和“言有宗”,其实质是“其中有信”。而对形式上的要求则是要运用“善言”,要“无瑕谪”,从而达至用言的最高境界。     

国有企业改革中新老"三会"的地位与作用

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中，新老“三会”的地位和作用要明确，各自的职能要转换，关系要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把有效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国家职工的主人翁作用，同运用市场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     

翻译:从"说"到"做"——从观念演变看西方译论的发展

以翻译基本观念的演变为线索,简要梳理了西方译论的历史进程。西方译论从以原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说”,到以译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做”,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历程。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翻译价值的重估,也意味着研究模式从“翻译是什么”转向“翻译为什么”。然而,目前的模式还不足以全面揭示翻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为此,翻译研究应该坚持翻译的实践本质,把翻译看作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考察翻译与人类存在的多维关系。     

哥老会与光绪十七年"长江教案"

光绪十七年,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沿岸城镇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史称“长江教案”。斗争最初发生在扬州,后迅速蔓延到芜湖、江阴等地。与以往教案不同,在“长江教案”中,哥老会不仅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教会,而且也准备对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判”,从而把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论检察官审判阶段强制取证权的废除——兼论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

我国刑事案件一经提起公诉之后,检察院依然可以依据职权继续调查取证,甚至可以通过启动补充侦查程序导致法庭审理的中断。这一现状对控审分离、控辩平等、法官中立等基本诉讼结构之维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法律应当禁止检察官在法庭正式审理过程中的强制取证行为,而赋予其与辩方平等的证据申请权,并在起诉之后、正式审理之前设置专门的起诉审查程序。     

“过犹不及”：德性规范还是普遍方法

"过犹不及"旨在反对"过"这一将道德修养推向极端的错误倾向,用以强调在道德修养中,应该警惕与防止道德极端主义的危害.作为德性规范,它极具意义和价值.但作为思想方法,它并不能与"中庸"相等同,也不是它的主要内容.错误理解"过犹不及"导致对"中庸"的错误认识,从而使折衷主义能够以"中庸"的名义大行其道,"乡原"就是它的主要表现类型.     

论儒学合理群体主义

儒学道德精神基本价值观可概括为"合理群体主义",它是达到义精仁熟之高境地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它体现了不平等中的平等精神、诚正无私的爱心和对独立人格的颂扬。倡导合理群体主义,就必须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但是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对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思想进行简单否定,也不是在实践中彻底拒绝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因为个人主义包含着诸如追求个人幸福、平等和自由,个性发展与完善,人格独立的合理因素,这些都要予以肯定,使之成为合理群体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合理群体主义是建设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新文化新道德的基本点,也是人类文明与幸福、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思想保证。     

关于社会对技术的必要约束——评技术价值中立论与价值自主论

技术的价值在于它可以物化为人造物 ,用来取代天然自然物和人自身。这种取代的成功导致了人类的“技术化生存”。现代技术有可能导致人的全面异化 ,所以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应加以必要的、合理的约束。技术价值中立论认为技术不涉及善恶问题 ,会导致对技术的无任何约束。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技术有禁区 ,如果技术研究同人类的根本利益相悖 ,就应当禁止。应提倡技术人道主义原则 ,这就需要摈弃认为技术自我决定、不受任何约束的技术至上论或技术自主论     

“擘肌分理，惟务折衷”——《文心雕龙》论文方法初探

"折衷"是《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以刘勰本人对于"中(衷)"、"折衷"的叙述话语为依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文心雕龙》中的"中(衷)"指的是文章自身内在的合理规定性;其"折衷"是以"势"、"理"为依据,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来把握这种规定性.刘勰对于具体"文事"的分析、评定,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     

历史的情结——论折衷主义建筑美学思想

以折衷主义建筑美学的历史发展及各种流派为依据,对各历史时期建筑派别的产生、发展、衰败过程进行了阐述,指出了折衷主义建筑美学在建筑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分析了建筑形式与其内涵的关系.指出要进一步发掘折衷主义美学思想,并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理论之中.     

国际关系的理论回归与基础路径——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例

国际关系理论衰落的论调和担忧激励了理论创新。在诸多创新方式中,理论综合是重要的一种,具体包含了理论折中和理论合成,且主要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或内部,由此形成了四种主要的理论综合方式:范式间折中或合成、范式内折中或合成。理论合成的严格理论与理论折中的实用性分析框架之间,还存在较多模糊地带。更多的研究既没有清晰的理论创造或运用,亦没有明确的折中分析框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论断已成事实。在理论合成与理论折中之间还存在一种理论综合的方式——理论回归,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共性最大(或平均差异最小)的基础路径。所谓"基础路径"即介于宏观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具体学科内理论之间的、若干相邻学科或理论共享的、具有一定范围内共识性的研究议题及解答思路。以国际制度研究为例,大量的经验研究虽然时常没有明确的理论地位,但并未完全脱离多层次的理论基础,而是逐渐形成超越具体学科及/或理论的五大基础路径:权力—结构、理性—功能、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反思—批判。     

从道德权利看克隆人类

道德权利的存在以意识和自由意志为前提,人类有克隆动物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人类有克隆自己的权利;道德权利的作用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人类有克隆自己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人类有克隆自己的权利;道德权利的行使以不损害他人和群体为边界,人类有生育后代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人类有克隆自己的权利。     

法律带来的是什么？——评《无需法律的秩序》

法律与秩序似乎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人们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想当然＂。《无需法律的秩序》打破了这种＂想当然＂,使人们看到一个无需法律的秩序,但这并不表明法律无用论。法律自有存在意义和必要,单纯的法律无用论和法律中心主义也许都需要批判。无需法律的秩序应当在法律力量中生存,而不会超出法律。     

惩治腐败的定量化研究

如何通过惩治手段使腐败决策者理性地放弃腐败 ,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风险中立型的决策者的腐败决策过程 ,认为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和增加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以下简称腐败惩罚损失 ) ,可以有效地制约其腐败行为选择。当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到 0 .5以上时 ,高薪才能养廉 ,同样条件下 ,无论腐败租金金额多大 ,也会失去诱发腐败的效力。腐败惩罚损失的大小是根据腐败租金来设定的。当腐败租金增大时 ,加大腐败惩罚损失使之超过前者的增加速度 ,或在前者不变时提高后者 ,能够起到制约决策者腐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