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祭祀礼制与儒家教化

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主要以郑玄的经学思想为基础。魏晋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晋元帝从"私"的立场寻求"孝",这有助于从儒家教化角度建构社会民风。魏晋时期民间层面的祭祀,随着佛道两教逐渐推广,新的神灵崇拜祭祀模式形成。     

基于宗庙祭祀场域的图像形态及其功能研究

宗庙作为祖先崇拜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种族兴盛与存亡的象征,是资格的象征,是权力的象征,是血缘政治的象征。宗庙制度在周代被通过"礼"的形式固定下来,从不同等级的宗庙庙数、祭祀仪节、乐舞演奏等都有非常详细和严密的规定。同样的策略也被后代的统治者所沿用,把建立宗庙制度作为礼制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此彰显国家权力的归属。宗庙祭祀内容包括灵位、祖先的神像、坟墓等。而宋以后,皇家制作用于典礼和祭祀的帝王图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定制,主要表现为卷轴绢本的朝服像,不仅历代沿续,视如一朝一代的典章记录,同时亦作为家国大事,变成宗庙制度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帝王图像被与礼制、宗教、国家祭祀以及皇家帝系象征性地联系起来,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帝王图像的存在是帝王权力世袭合法性的重要见证;其次,帝王图像作为祭祖活动中的媒介,被通过仪式性表演使得帝王权力获取民众的心理认同。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甘棠》看周代祭祀制度——兼论孔子的祭祀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之<甘棠>评论与周代祭祀制度有关,也体现了孔子的祭祀现.其"及其人,敬爱其树"、"甘棠之爱"语中,甘棠即是社树,与周代社祭有关;"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甚贵其人,必敬其位"则指有关周代宗庙制、宗庙祭祀制;"甘棠之保","其保厚矣"是指一种祭祀活动--"报祭".这些都反映或表现出了孔子的祭祀观.     

儒教与明初宫廷祭祀礼制

朱元璋为在群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十分注意推明儒家学说。对儒家宗教神学体系的推重，以郊社制度和宗庙制度为主体，形成了明代宫廷的一套祭扫礼制。通过明初的祭扫礼仪，可以看到儒教对明代宫廷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天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对孔子的祭扫，以及对众多自然神灵的崇拜和各种迷信。如为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而祭社稷、祀先农、耕藉田、祈雨、祭祀岳镇海读、风云雷雨、日月星辰、山川城隍以及其他各种自然神灵等。这一祭祀典制反映出在儒教影响下明代统治者浓厚的宗教意识与宗教氛围，其流风所及加重了民间的迷信倾向。     

试论传统祭祀的社会功能 --以两汉国家祭祀为例

古代王朝的国家祭祀,从本质上讲属于宗教制度范畴,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通过郊祀、宗庙等各种祭祀活动强化国家的政治信仰,维护以皇帝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通过神的权威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宗教秩序来巩固政治秩序。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来看,国家祭祀不仅具有如上的政治功能,而且还有敦行伦理教化、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强化农本意识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下我们就以两汉时期为例,具体探讨传统的鬼神祭祀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论《诗经》中的农事与祭祀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描述了农事以及与农事有关的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农事指耕耘、播种、管理、收获和贮藏等事宜.祭祀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超自然力的"神灵"的崇拜,是为了建立、维持或恢复人与"神"的良好关系而将物品进献给神灵的宗教仪式.农事是立国之本,祭祀为治国要政,农事和祭祀活动密不可分.     

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当前关于"国学"的争论中,关于儒学与封建专制关系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本文就这个话题谈一点肤浅看法;儒学与封建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地说.本文之论述将涉及以下内容;(1)儒学是前封建社会的产物,它之创立,本意不是为当时社会设立一种专制统治的政治方略,而是为当时失范的社会设立伦理规范(五常)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2)孔子儒家所设立的伦理规范是以双向约束为准则的平等性的伦理规范.它本来不具有拥护专制的意向,而儒学后来成为封建官方哲学.是由于汉儒将孔子儒学私自加入了"三纲"说内容;(3)"三纲"说之入儒学,改变了孔子儒学的价值取向(以"人之平等"为价值),使儒学变得易于服务封建专制,从而为封建帝王所利用;(4)儒学成为封建官方哲学后仍对帝王专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诗经》中所见的宗教观念——以宗庙、农业祭祀诗为考察中心

《诗经》宗庙祭祀诗、农业祭祀诗以及一些其他类型的诗歌蕴含着《诗经》时代人们的宗教观念,包括有至上神崇拜;祖先崇拜;以德配天;自然崇拜;怨天、疑天、骂天等观念。     

阐释孔子的“孝”论

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他提倡敬重父母、子承父志、慎终追远,认为个体精神自觉是行孝的基本原则."孝"与政治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分不开的.同时,孔子还提倡崇拜祖先,祭祀鬼神.     

儒教与重振儒教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儒教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儒教自身的优越性有三点:一是能争取到更多的大众;二是更能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三是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儒教作为宗教的四个条件业已具备:孔子即是儒教之神,《论语》即是儒教之圣经,各地的孔庙、文庙、夫子庙、书院即是儒教的组织基础,崇拜与信仰儒教的信众分布世界各地.重振儒教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恢复祭孔仪式.其次,普及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大众化,为建构儒家圣经打基础、作准备.再次,恢复孔庙、文庙、夫子庙和书院.     

《春秋》经传与汉代祭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地祭祀、宗庙祭祀及与之相关的谥号，是关乎时政的大事。两汉是崇尚儒学的时代，时人在议论这些问题时，常引《春秋》经传作为理论依据。本文旨在探讨《春秋》经传在汉代祭把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一、先帝施行过的祭祀仪式通常不应废止──《春秋》大复古武帝于甘泉建泰一饲坛以祭天，于河东汾阴建后土词坛以词地，皇帝常亲临祭把，耗费很大。成帝时，汉廷曾就是否应废止甘泉、汾阴的祭祀而徙天地祭祀于长安南北郊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等奏言：“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观之…     

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的一朵奇葩——读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

关于两汉时期国家祭祀制度的研究,前人虽作了些必要的研究,但有扎实的学术专业基础并执著不移取得成果的人不多,以专著论述形式介绍的也很少。近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民族学院王柏中博士新作《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下简称《神》),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该书共九章,加绪论、结语、参考文献、后记,共计27万字。该书是作者长期研究汉代有关祭祀的结晶,是以汉代祭祀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一部理论专著,全书内容涉及汉代的祭祀活动、国家祭祀礼仪和祭祀制度、祭祀活动的种类…     

国家祭祀体系下的镇山格局考略

镇山作为与五岳并称的名山,是远古山川崇拜的产物。五大镇山格局的形成经历了由多镇山、四大镇山至五大镇山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各大镇山间地位的动态变化。镇山祭祀作为我国古代岳镇海渎的山川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国家祭祀的中祀,其本身亦承载了相当的政治意义。     

李世民书学审美观及其政治文化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的书学审美观是一种功利型、政治性的艺术审美观。他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秉承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把封建社会用以教化人的伦理道德标准,转化为书法评论、取舍的标准。"粉饰治具"传神地揭示出李世民提倡书法的政治、社会功用;他不仅是"帝王书家第一人",而且还是封建帝王中把政治与艺术完美结合、以文治世的典范。     

卜辞“帝”观念的转变与商末政治理性的进步

从时代性上考察殷墟卜辞,可以发现作为天神的"帝"类卜辞主要出现于卜辞时代早期,后期则锐减,"帝"不是商代的至上神。而与此同时,有关宗庙建筑的"宗"类卜辞则渐增。上述现象与晚商以来天神"帝"崇拜的日渐消亡和对祖先神开始称"帝"相吻合,宗教观念上的"帝祖合一"则使祖先神地位上升,祖先祭祀的增加又促使晚商的祭祀制度发生变革,周祭制度产生并获得发展。借助于周祭,商王实现了对宗族和社会秩序的整合,并通过主导天命神示的话语权加强了王权的神圣,重申了商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晚商王权获得空前加强,逐渐构建了以商王为中心的新型人神关系。伴随周祭的发展和"王道"政治秩序的形成,商王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加强,人神关系中"人"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宗教祭祀成为商王有目的的宣扬政治信仰的手段,商末政治理性获得进步。     

孟轲的"四善"论

孟轲从一个儒家的"私淑"弟子成就为儒家学派中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确立"亚圣"地位,主要得力于他的善性、善养、善政、善教的"四善"主张.孟轲的善性论,为儒家理想人格的普及提供了依据;善养浩然之气说,为"义"找到了一个落实处;善政即仁政说,将孔子的"为仁"重心,从个体移向整个社会,使"仁"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功能;善教说,则为封建统治者指示了"王天下"的最佳途径.     

论先秦时期的祭祀禳灾

先秦时期的祭祀禳灾是由早期天神崇拜、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发展而来的,从原始社会开始孕育,到夏、商和西周时形式逐渐多样化,春秋战国时则渐渐趋于衰弱。早期的祭祀禳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消除人们对灾害的恐慌心理、提前防范灾害发生、与药物相结合有治疗作用,等等。     

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明清国家通过敕建庙宇、颁发匾额、赐予封号等形式祭祀金龙四大王,渗透着皇权至上的等级观念.祭祀中官方祈神"捍御河患、通济漕运"的心理诉求表现强烈,河工现场官民在应激和紧张心理支配下共同缔造的显圣事件成为国家祭祀的直接动因.国家祭祀推动了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地域扩展,造成了此信仰传播的南北差异,也使大运河、黄河下游地域形成了庙宇密集的祭祀带,并播及数省.     

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

东汉时期,祭祀山岳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祭祀活动.在汉碑中保留了一些当时山岳祭祀的史料.据汉碑与文献的记载,东汉山岳祭祀成为国家祭礼一部分.东汉国家实际控制对五岳名山以及郡国内名山的祭祀.在祭祀名山的方式上,有定期祭祀和以求雨为目的的祭祀.定期祭祀名山具有完善的礼仪,并在祠庙中举行祭祀活动.由于东汉人对山岳具有虔诚地崇拜意识,所以山岳祭祀成为当时重要的礼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