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

前言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公元127—200年),是汉末著名的大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而尤重《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郑注《三礼》常用“以今况古”的手法释经,即以汉代的典章、制度、文物、风俗、时事、方言、俗语等等,来比况和解释经文,使经义易明。因此,郑玄的《三礼注》中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有关汉史的珍贵资料。而且其中许多不见于“正史”和其他典籍,还有许多则是郑玄当时据“目验而知之”者,这就更觉其可贵。郑玄《三礼     

三家诗说与汉帝国儒学构建——与《毛诗》说相比较

作为帝国儒学的三家诗,美刺为其诗说的中心,表面上看君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实质上表明了君王是所有政教的中心,君王的善恶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兴衰,从而强化了君王在国家整个政教系统中的绝对中心地位。而三家诗说的"天人之学"则更神化了这一中心地位。此与尊礼虚君的《毛诗》"天礼之学"构成了泾渭分明的分野。但随着帝国政治形势的演进,三家诗说与《毛诗》说出现了缓慢地统构与融合,最终在郑玄那里得以完成。经郑玄的统合,《毛诗》几乎含融了天人、天礼、人伦秩序等所有方面,已然消解了原帝国儒学与王国儒学的分野,成为一个新的完整的帝国儒学系统。这就使得三家诗不复有帝国儒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郑玄出三家微,并相继而亡。     

三家《诗》流传情况考

齐、鲁、韩三家《诗》号称“今文《诗》”,在汉代盛行一时,终于东汉,并立学官,而《毛诗》不得立。后汉郑玄作《毛诗笺》,三家渐亡。古籍关于三家《诗》亡佚时间的记载有出入。实际上《鲁诗》和《齐诗》均亡于西晋,《韩诗》今天仅存《韩诗外传》。     

高丽藏本《一切经音义》所引《诗》异文略考

据初步整理,《一切经音义》引用了《诗》各类文献,包括经、传、注等,共计约740条,实际引用《诗》经文计约338条.其引《诗》名称较杂,主要有:《诗》《毛诗》《韩诗》《诗传》《毛诗传》《韩诗外传》等.其所引“《诗》”“《毛诗》”内容多为“正文”,而“《韩诗》”等多为“训释语”等.通过对《一切经音义》所引《诗》与今本《诗》的异同比较,可以揭櫫《一切经音义》引《诗》的概貌及价值.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戴震《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比较

《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分别为戴震早年以及中晚年治诗作品,二者相较可以发现,戴震前后诗说大同小异:二者均遵循“思无邪”宗旨,以铺陈诗教的思想说诗,诗说中的契合处颇多;在摆脱旧说附会、关注三家诗以及整饬行文上,《杲溪诗经补注》比《毛诗补传》更显得成熟。戴震与朱熹均有不同时期的治诗作品,戴震治诗思想的一贯性与朱熹治诗思想的反差性,分别源于各自不同的诗学背景。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诗经·氓》“以望复关”辨

《卫风·氓》二章: 乘彼垣桅,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迂。诗中之“复关”,注家的诠释历来是大同小异的。或曰“关名”,如《诗经传说汇纂》引李樗说:“复关,关名。”;或曰:“重关”,如《诗三家义集疏》:“犹易言重关。”等等。尽管各家说法有异,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复关指的是“那个男子住的地方。”(以下简称“地方说”)“复关”的注释最早见于《毛诗故训传》,曰:“复关,君子之所近也。”从此,“复关”之义真可谓定于一尊了。《诗地理考》更因此引了“澶州     

郑玄笺注引《尔雅》初探

通过对郑玄在笺《诗》注《礼》过程中征引《尔雅》的特点及其在雅学史上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指出郑玄笺注引《尔雅》主要有以下特点：引《尔雅》证成己说、据诸经经文改《尔雅》、以声通义破诸经假借等,其中以声通义破诸经假借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同时,探讨了后世《尔雅》注家征引郑玄注的情况,认为郑玄笺注有助于我们了解《尔雅》所释词语历史文化背景、有助于后人对《尔雅》版本问题的研究。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诗经·无羊》新解

《诗经·小雅·无羊》的诠释历来众说纷纭,独题解悉本《诗序》“宣王考牧”说.郑玄《笺》云:“厉王之时,牧人之职废,宣王始兴而复之,至此而成,谓复先王牛羊之数.”朱熹《传》曰:“此诗言牧事有成,而牛羊众多也.”虽未确指,然亦暗示歌咏对象还是统治阶级人物.近人或袭郑说,或沿朱说,几乎无例外.诸家的题解对《诗序》说皆有根本性的保留:认为此诗是歌咏奴隶主(或言宣王、领主)“牛羊蕃盛”的.笔者认为《诗序》说大可怀疑,     

朱熹《大学》《中庸》注对中华文化的理论贡献

朱熹《大学》《中庸》注对中华文化的理论贡献陈进坤曾子作传的《大学》、子思作传的《中庸》二篇保存在《礼记》中，先秦至宋，并未独立流传，亦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东汉郑玄作注，唐孔颖达作疏，也只是虚应治“经”之故事，了无新意。中唐韩愈、李翱始予重视，视之如...     

《诗·关睢》新探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诗·周南·夫睢》结尾的两句。历来注家,承袭了“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毛诗·序》)的传统见解,把这两句诗说成是表示“夫妻间感情和谐”。与之相应,注家们也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关关睢鸠”是“雌雄和鸣”的传统解说。某些学者也曾敏锐地觉察,这种“感情和谐”说同《关睢》诗意并不合拍,从而提出“友乐,则预计初得时事也。”(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以这种想像中的美满婚姻说,来为“感情和谐说”修缺补漏。当今,学者们论起《关睢》,或者说,“君子”和“淑女”最后“结了婚”(高亨《诗经今注》);或者说,“君     

郑玄《诗》学的基本框架及其价值取向

郑玄《诗》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有四个方面:一是以《毛诗》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二是以小学为钤键的语言解释系统,三是以礼注《诗》的内涵拓展路径,四是以“兴喻”为枢纽的意义转换机制。政治理论是主导,语言解释是手段,内涵拓展是方向,意义转换是目的。其意义在于对于儒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充实和丰富,以及其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对于中国社会价值秩序的稳定和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协调的保持。其中无疑也夯实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根基,使文学理论具有无限发展的机缘。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诗经·郑风》言情诗艺术探微

《丰》:情态逼真,精巧细腻这首诗抒写女子悔恨没有和情人同行,过后又盼他驾车快来迎娶。汉、宋儒者都以礼解诗,对诗中的女主人公颇多指责。《诗序》说:“《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意指女子“不随”,“不和”是悖于“礼”,故当“刺”。朱熹亦认为“妇人以有异志不从”(《诗集传》),又说“此淫秽之诗”(《诗序辨说》),无端地给诗中女子扣上了“有异志”“淫秽”的罪名。陈子展先生说:“《丰》,盖男亲迎而女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