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条件、企业类型与劳动力短缺——来自广东省用工企业的调查

文章使用2012年广东省用工企业调查数据,在Fraction Logit模型的基础上,区分普工短缺和技工短缺,尝试从劳动力需求视角分析劳动力短缺的成因。结果显示,雇佣条件与劳动力短缺显著负相关,雇佣条件越好,企业劳动力短缺发生率越低;不同类型企业的劳动力短缺程度存在差异。制造业面临的普工和技工短缺比服务业严重,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资本密集型企业面临更严重的普工短缺,但技工短缺程度相对较低;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高的企业普工和技工短缺问题更加突出。作者认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产业转移、实现流动人口的永久性迁移等多措并举,才能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制造业中农民工用工短缺:基于粘性工资的一种解释

文章基于粘性工资理论,指出目前导致制造业中“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年龄结构等问题,而是农民工的低工资。作者认为,提高农民工工资可以缓解企业用工短缺的局面,同时不会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2004年前后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根据托达罗模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这是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之间差距缩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做出的非迁移决策.并探讨了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雇佣成本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政策思考--基于迁移者角色的定位研究

本文就劳动力迁移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劳动力迁移者的角色定位.文章分别把迁移者定位于劳动力的供给者、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地区商品的消费者和家庭的生产者.文章在每一部分,首先介绍了各角色定位的模型,然后通过分析找出目前中国可能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原因,在逐步放松户籍管理制度的同时,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是我们制定所有政策的根本.     

利,还是弊:广东农民工短缺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农民工及农民工的流动既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的历史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全国排头兵的地位。农民工及农民工流动,对广东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为切入点,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对广东出现“农民工短缺”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几点政策性意见和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不同特点,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价值在不断提高,并利用人的经济价值理论解释了民工荒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价值的提高也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倒逼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经济价值的提高,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也要进行相应地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     

“民工荒”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逐渐成为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具有时代的新特点,他们懂文化有理想有追求。企业传统的职工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伴随着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东部沿海城市不断发生＂民工荒＂现象。如何在＂民工荒＂背景下考量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资源问题,构建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机制,寻求＂民工荒＂问题的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工短缺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警示

针对媒体报道的所谓“民工荒”现象,分析农村存在的庞大剩余劳动力与城市特定民工短缺的现实矛盾,探讨“民工荒”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警示。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基于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

文章首先回顾了农民工演变的历史,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通过作者在东莞塘厦镇的调查访谈资料,本文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特征和新的利益诉求,并说明新阶层出现后给城市和农村社会分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利用迁移者角色变迁的理论来诠释传统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最后提出了简短的政策思路,其他存而未论。     

进城农民工过渡性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

针对我国目前关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发展的主要观点“回归说”、“吸入说”、“综合说”,提出专门建立面向农民工的过渡性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即“过渡说”,并从这一制度构建的公平性、过渡性、可持续性等方面初步给予论证。认为,该制度的建立是破解农民工教育、就业以及社会保障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将有利于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统一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养老保险接续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以东莞市为例

近年来,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将企业中的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这是一项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但流动性较强、工作相对不稳定、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民工在参保后,养老保险在工作变动后的接续却存在着较大问题。本文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分析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接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对城市农民工的经济学思考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进程,现阶段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的现象。他们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如何认识这次人口流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分析了“民工潮”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有序引导。     

论我国的就业政策与大学生就业问题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取了多项就业政策。当前,我国就业压力大、就业需求严重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大学毕业生供求的调节、市场就业环境的塑造、相关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强化和对大学生的观念教育与职业生涯指导问题。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效应分析

由于我国城乡分割政策没有彻底废除 ,已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定居下来 ,于是农民工群体产生。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和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城市化等经济功能。同时 ,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一方面由于与其他公共政策不协调而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造成效率的损失。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社会资本缺失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必须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对策有:转变城乡分割思想,在全社会确立一种城乡开放、平等、统筹观念;打造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文化环境;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建立健全公平、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人为差别,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加强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积极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加强和发挥民间志愿性组织的作用,增强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566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National Report on Migrant Worker Monitoring and Survey 2013

正Population Size of Migrant Workers According to sample survey results from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of China in 2013 totaled 268.94 million,an increase of 6.33 million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a rise of 2.4%.Of which,166.10 million were migrant workers outside homet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