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译·常译·非常译——汪译《牡丹亭》双关翻译拾零

在"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下,《牡丹亭》中的双关语是可译的。汪译《牡丹亭》双关的可译性限度达到了二个层次:"常译"和"非常译"。"常译"是汪榕培追求的最高翻译目标,着力点在于译出双关语的双重语境,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双关的修辞效果。如若不能,则是退而求其次:"非常译",即运用翻译补偿策略译出双关的隐含意义,弥补双关语翻译中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而带来的翻译失真与缺损,取得了与原文大体相同的审美效果。     

从汪榕培译《上邪》看“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

在诗歌翻译上,汪榕培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并身体力行。将杨宪益、戴乃迭,Arthur Waley的《上邪》译文与汪榕培的《上邪》译文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传神达意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     

译意与译味——读汪榕培英译《牡丹亭·闺塾》

汪榕培在戏剧《牡丹亭·闺塾》的翻译上运用了3种翻译策略:舍意取味、意味兼得和化意入味。译意是基础,在译意和译味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译味是他翻译的主旨和目标取向。在译味过程中,他不拘泥于原作的表达形式,在忠实原作意味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再创作,表现了原作的神韵。     

《牡丹亭》翻译研究现状评述

文章通过追溯《牡丹亭》英译的历程,对《牡丹亭》翻译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牡丹亭》译本众多、译者名家辈出而《牡丹亭》翻译研究却相对滞后的事实,希望翻译界有更多的研究者来关注《牡丹亭》的翻译研究,从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发展。     

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研究

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一生致力于研究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其《论语》英译本既具文学色彩又具现代气息,深受读者喜爱,为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语言简练但涵义丰富,为译者主体性发挥提供了空间。通过分析Waley的译文,从译者内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及制约Waley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对译文的影响,从而对典籍翻译中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提高翻译质量进行建设性思考。     

试析《道德经》翻译的多样性

博大精深的《道德经》吸引着无数西方学者不断地对它做出新的阐释 ,使之成为除《圣经》以外英译本最多的经典著作。原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的前理解使译文产生多样化具备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而译者主体性使多样化的翻译最终得以实现。置身文化翻译的大背景之中 ,阐释学为理解和分析多样化的译本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剖析《道德经》翻译多样化产生的原因 ,以期在今后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加入更多理性的思考     

典籍翻译研究的译者主体探索——《孙子兵法》译本个案研究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入,将中国经典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的典籍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以译者主体性为研究角度,对《孙子兵法》这部军事领域的重要著作进行个案研究。《孙子兵法》自1772年被首次介绍到西方社会,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十多种文字。在近一百年中,中外译者出版了大约有十五个不同的译本。本文所选择的两个英文文本分别是由翟理斯和中国译者林戊荪所著的。经对比译文本,发现了其各具特色。对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在选择文本、阐释文本、制定翻译策略原则,以及确定译文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技巧这四个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期望借助译者主体性的理论视野,对于《孙子兵法》的译文的分析能够做到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并能反映出各译文的特点论明翻译中的内涵及其原因。     

从霍译《红楼梦》解构译者的“他我”

译者的身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它的定位对翻译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论文试图通过对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霍克斯所翻译的《红楼梦》的译文分析,解构其译者身份的第二自我——“他我”,以期对翻译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产生一点启示,促进中西文化良性互动。     

陈继儒论《西厢》、《琵琶》、《牡丹亭》

陈继儒是明末著名的杂家、戏曲批评家。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色采，强烈地呼吁个性解放．他有关《西厢》、《琵琶》、《牡丹亭》三剧的批评，实际上对传统文化，尤其对传统道德是一种有力的冲击．     

《十八大报告》英译本翻译浅析

政治文献有其特有的政治严肃性和敏感性。党的《十八大报告》现有32种语言译本,作为一种政治文本,报告的语言、文体和内容均具有较强中国特色。报告译文的接受者是关注中国的外国人士,受社会条件、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等因素的差异影响,译者在翻译时,要最大限度地准确传达原文信息,使阅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真正实现对外交流和宣传目的。目前,对《十八大报告》异化翻译研究较少,本文根据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从词汇、短语和句子三个层面,从语言特点、用语习惯的差别等方面,以新角度对《十八大报告》英译本翻译进行研究,力求为政治文献精准翻译及党和国家政策宣传、文化传播等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译者伦理的多元性——以《红字》序言的翻译事实为例

以小说《红字》序言《海关》的翻译为例,从文本层面微观分析译者伦理的多元性.《红字》的多个译者对《海关》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全部删除、部分译出、全部译出.这三种类型翻译的差别清晰地表现出面对同一文本,译者遵循不同伦理的倾向.另外,同一类型译者的伦理现亦有差异,如全部译出《海关》,胡允桓是因为被动接受主流翻译规范,姚乃强则是主动迎合的结果.再者,同一译者也可能在同一或不同时间遵循相去甚远的伦理,如韩侍桁正文中删掉《海关》,体现了靠近读者的意愿,而他严谨的译文又是靠近原作者的.译者伦理在不同层面上呈现出纷繁复杂和多元交织的态势.     

从霍译《红楼梦》解构译者的"他我"

译者的身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它的定位对翻译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论文试图通过对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霍克斯所翻译的《红楼梦》的译文分析,解构其译者身份的第二自我——"他我",以期对翻译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产生一点启示,促进中西文化良性互动。     

牡丹花开异域——《牡丹亭》海外传播综述

《牡丹亭》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经典之作,中国古代戏曲的一朵奇葩,问世400多年来在国内舞台上以各种形式久演不衰。文章旨在研究该剧在海外的传播,主要综述《牡丹亭》剧本问世以来在海外的翻译介绍情况和作为戏剧在舞台上的演出及引起的相关评论,通过综述《牡丹亭》在海外的传播现状和反响,了解传播中的问题,更好地促进今后该剧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     

《论语》五译本译者风格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

以《论语》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将《论语》五个英译本在文化特色词与句子等层面的基本特征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比较和探讨五译本在语言风格与翻译策略的异同。通过多层面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五译本的显化策略运用非常普遍,影响策略的主要原因在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与社会语境;翻译风格各具特色,如森舸斓译文多使用各种长句与段落解释,辜鸿铭译文明显趋向英语地道的叙事与篇章手段,理雅各、刘殿爵、安乐哲的译文更强调原文形式传达,但阅读难度较大。     

"译者的隐身"到"译者的彰显"——从海明威《雨中的猫》的翻译看归化异化策略的选择

试图通过对海明威《雨中的猫》的原文和曹庸先生的译文的对比,从翻译的特殊 视角,运用韦努蒂提出的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来探讨海明威《雨中的猫》的翻译中译者的 角色,指出曹庸先生在翻译海明威《雨中的猫》的过程中选择了异化的策略,从而在形式上 使译者的角色得到了彰显。笔者尝试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对曹庸先生的译文中某些异化译法 予以归化翻译,继而提出归化的译法虽然在形式上是"译者的隐身",但是在翻译的过程和 译文的内容上却使译者的角色得到了彰显。     

霍译《红楼梦》艺术胜境探微——《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评介

霍克思英译的《红楼梦》(前八十回)艺术成就很高，引发了很多研究。范圣宇的英文新著《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旨在考察霍译艺术胜境的生成基础(译者的汉学素养与版本校勘)、具体表现(翻译中的音、形与风格、玩趣与想象以及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引用)和生成过程(基于翻译手稿等一手文献的翻译修改),挖掘霍译本身的艺术与审美价值。作者在书中论及或躬行的很多理念与方法颇有启发价值，如翻译生成研究、以经译经的理念、翻译游戏观等。作者长期沉浸在霍译《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通过反复的译文细读以及对霍克思翻译手稿、翻译笔记等一手文献的通读，再加上校勘霍译《红楼梦》汉英对照版的经历，造就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红楼梦》翻译研究专著。     

论《疗妒羹》传奇之构思缺陷——兼与《牡丹亭》和《春波影》作比

明代吴炳传奇《疗妒羹》是一部敷演冯小青情事之作。作者以小青情事为题材,意在踵武汤显祖《牡丹亭》之"情至说",然而从情节到主旨都在刻意模仿《牡丹亭》,未能超越世俗价值观等局限,为赋予女主人公的俗世幸福而牺牲了其深刻的精神内涵,从而导致《疗妒羹》艺术性之粗陋与思想性之浅薄。     

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看《墓畔哀歌》的三个译本

诗歌的内容本质上是诗歌文本的意义。但在解构主义的视角下,文本具有非自足性和无限开放性,文本的意义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断生成性,因此,译者的主体性被提了出来。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墓畔哀歌》的三个译本进行分析,在意义不确定的前提下,根据译文和原文的相似度进行评论的角度就有失偏颇。影响译文生成的因素是多样的,译者的主体性就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     

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现象

白先勇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热演两岸三地,走红大江南北,有着明显的白先勇个人因素。青春版《牡丹亭》是白先勇圆“文化复兴”的梦;白先勇制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因为《牡丹亭》是古典昆曲名剧,还因为他认同汤显祖的爱情理念,认同杜丽娘这位“情圣”的心理;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和演出,是白先勇追求完美的表现。     

《牡丹亭》中的“梦”意象

<正> 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我国16世纪最伟大的戏曲作品之一。它横空出世、石破天惊,轰动当时的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赢得当时及后世许多青年男女的共鸣,震撼了他们的心灵。明末遭遇不幸的冯小青细细把玩《牡丹亭》传奇,感慨万千,写了一首饱含血泪的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明末杭州女演员商小玲最擅长演出《牡丹亭》传奇。在演出《寻梦》,唱到“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感慨己心,缠绵凄惋,泪痕盈目,如泣如诉,突然倒地身亡。林黛玉在悠扬的笛声中听了几句表现青年少女觉醒的《牡丹亭》戏文时,不禁感慨缠绵,心动神摇,如醉如痴,最后掉下了眼泪。《牡丹亭》之所以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有深刻的思想意蕴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这主要得力于“梦”意象的描写。 《牡丹亭》中有两处写到“梦”:一是柳梦梅之梦。写他“梦到一园,梅花树下,立个美人,不长不短,如送如迎”(第二曲《言怀》)。二是杜丽娘之梦。她因春感情,因情成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