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对灵活就业者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赋能灵活就业的规模日趋庞大,这对于稳就业、保民生意义重大。使用互联网可以显著提升灵活就业工资收入,但互联网工资溢价率存在群体差异性,与中老年、男性和高收入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对青年、女性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社会资本和职业选择是两个显著的中介变量,使用互联网的灵活就业者拥有更高的社会资本和自雇就业概率。此外,互联网使用能缩小正规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工资差异,有利于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应全面普及互联网使用率,促进灵活就业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提高灵活就业者互联网使用技能,不断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新经济下灵活就业的内涵变迁与规制原则

近年来，新经济蓬勃兴起，催生了大量的灵活就业者，亟需对灵活就业进行合理规制。我国早期的灵活就业以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数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可以采用相对松散的规制原则。而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在就业动机、就业属性、就业质量以及劳动者权益诉求等方面均已发生转变，以主动型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质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应采用相对规范的质量优先的规制原则。因此，必须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正规化管理，包括规范企业灵活用工，从实质从属性角度认定劳动关系，健全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体系等。     

平台型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平台型灵活就业作为重要的新就业形态之一,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劳动就业,另一方面也存在较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以外卖骑手为例,平台型灵活就业由于劳动关系模糊、参与主体权责不清、无集体协商机制等特点,导致外卖骑手地位太过弱势、名义工资高而实际工资低、对劳动者隐性控制严格、平台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明显等问题.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平台型灵活就业健康持续发展,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强平台企业监管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应探索建立平台型就业者的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提供组织基础;平台企业应转变"用工"理念,改善就业者的安全和保障性待遇;劳动者自身应提升认识水平,增强维权意识.     

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的我国劳务派遣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包容性增长"要求一国经济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劳动者。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不断提高既是一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一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国内劳务派遣工就业质量状况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国内派遣工就业质量水平相对低下,表现为收入保障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人力资本积累受阻、就业现实和就业意愿匹配程度弱等有悖于包容性增长要求的特点。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加强劳务派遣的法律管制和劳动监察力度、政府引导增进对劳务派遣工的培训以及持续提高派遣工的集体谈判能力等措施对于我国包容性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城镇贫困的现状、成因及对策分析

新疆城镇人口致贫的因素有：就业不足;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转型造成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大量人口集中在低收入行业;最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新疆城镇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的家庭规模大、就业人数少、就业者负担人数多。优化就业结构,实现经济与就业同步增长;加强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完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     

非典型就业的社会保险问题研究——以平衡保护理论为视角

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非典型就业劳动者的关注不足,既影响了非典型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又阻碍了非典型就业的促进和发展。应以平衡保护理论作为指导,完善非典型就业的社会保险制度,确立非典型用工代替全日制用工,退休工和在校生等情况应依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确立保障受派遣劳动者权益的相关制度,保障非典型就业者在劳动关系上的合法权益。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政策因素及推进策略——基于减贫视角

农村非农就业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贫困减少,但总体来说通过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等途径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减贫,因此有效的农村非农就业政策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自由迁徙、严格受控、控制与鼓励并存到公平迁徙等政策,其发展受政策影响经历了时快时慢的过程。目前由于非农就业政策的从属性、非农就业群体利益表达的缺失性以及公共决策模式的集权性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非农就业还存在户籍制度、土地流转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政策性障碍。因此,必须将非农就业纳入国家政策议程,从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土地流转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层面推动非农就业发展,以促进农村减贫。     

中国灵活就业者群体的阶层界定、结构特征与包容发展

灵活就业者阶层是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新兴社会群体，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演进、数字经济发展等的现实反映，诸多概念、认识问题亟待厘清。灵活就业者由个体劳动者、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四大类群体组成，在结构上呈现出“双圈—双层”的特征。一般来说，可将广义灵活就业者视为规模达2亿人的一个“群体”，狭义灵活就业者可规定为一个“阶层”。目前，围绕这一群体的劳动法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利益表达渠道、整合服务能力还较为欠缺。这种独特处境，限制了中国阶层结构弹性的发挥。灵活就业者阶层的健康发展，要以促进阶层关系“包容性发展”为基本方略，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治整合、公共服务及舆论心理引导等方面寻求突破。在此基础上，深化、细化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认识。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与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进

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4次调查中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基于收入、健康、医保、教育及生活质量五个维度,引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并通过多维贫困分解得到各维度的贫困贡献率。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教育与收入维度贫困贡献率占比较高。通过引入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特征及有无老人变量对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及有无老人对于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中引入家庭工作特征变量,以在家务农为参照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发现当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者本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当教育、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倾向的更高;而健康维度BMI指标贫困发生率与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显著负相关。     

教育、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收入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动态面板数据的System-GMM模型基础上,利用CHNS数据研究不同教育程度的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的工资差异,结果显示:不同的教育组别,两部门收入差异存在着明显不同。正规就业者的收入优势只在高中教育组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组显著存在,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就业者的收入并没有显著的部门差异。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两部门教育回报率差距变大;高中教育组在两部门的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非个体特征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而大专及以上教育组在两部门的收入差异则更多来自于个体的资源禀赋。这说明,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在两部门收入差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易受伤害性”及其法律规制——以家政工人为考察对象

非正规就业工人具有明显的易受伤害性特征。以家政工人为典型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易受伤害性结构特征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即劳动力主体构成上以女性为主、劳动力资源配置构成移民型、主从社会关系、人际网构成孤岛性、就业结构的非正规性、权利保障体系中的劳动法外结构特征。这六方面是非正规就业者处于整个社会弱势底层的必然原因。法律对非正规就业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性滞后,将以家政工人为典型的非正规就业者排除在劳动法律之外,维持并强化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弱势特性。因此,将非正规就业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体系中保护是改变该类人群权利现状和从非正规性向正规性转换的法律路径。     

我国四大农村区域劳动力素质的比较研究

收入差距与教育不平等密切相关.通过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农村区域文化教育设施拥有程度,劳动力资源、农业从业人员和外出务工者的文化程度,农村外出从业者从事的产业构成和流向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后发现:东部地区受教育年限最长,为8.24年;西部最短,为7.22年;东北比中部仅多0.11年.由此使得农村从业者从事的产业和从业流向有区别,继而获得的劳动收入差别较大.因此,要想从根本上缩小我国四大农村区域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快推进建设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的进程,就要对农村教育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对西部农村教育的投资.通过加大投资和适当的倾斜政策可以增加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进而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就业质量:内涵及其与就业数量的关系

就业质量是就业的重要内涵。当前,实现“充分就业,体面劳动”是我国政府就业工作的目标。就业质量是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其内容主要包括:工作的性质、聘用条件、工作环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就业质量与就业数量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数量与质量两手抓、两手硬,才能使就业工作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我国就业发展经验及展望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继续优化,就业质量明显改善,劳动者素质不断提升,劳动力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就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在于市场化改革持续激活就业需求,城镇化战略推动城乡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广泛吸纳城乡就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就业质量稳步提升。然而,在多重转型的交织过程中,我国就业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以效率提升为基础和前提,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质量提高。     

从就业变化看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就业格局和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发生一些深刻变化,就业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雇员劳动者占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则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出现下降。本文通过把二者的变化联系起来,揭示出我国工薪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在近些年出现下降的现象,并进一步分析了工薪劳动者中工资水平出现了两极化趋势。本文认为,如何提高工薪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的报酬水平是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以外卖骑手为例

新业态下的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力量，尤其在疫情期间，为稳定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社会各界对灵活就业和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以及对灵活就业者自身和对城市的作用都还不甚了解。为此，以外卖骑手为例，利用覆盖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数据可对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灵活就业时间里的“学习”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工作满意度，并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未来的职业发展。研究结果提醒我们，需要重视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看到灵活就业对于外来移民扎根城市、融入城市的积极作用。     

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统一的机制弥合

生产资料和劳动方式的变革催生了多种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平台依附型就业者由此而生。就业权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是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统一的理论动因,但平台依附型就业者就业风险分担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平等、司法裁判不一致等因素的存在,要求从现实层面注重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的保护。推动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应适度拓展社会保险权利,构建良性的风险分担机制;适度提供劳动基准保护,构建良性的生存保障机制;适度调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构建良性的司法裁判机制。通过找准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差距,来构建适宜的弥合机制,进而推动就业领域法律平等目标的实现。     

充权：对失业女性社区就业的思考

现代社会工作学的"充权"理论为社会支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方法。目前我国的社区就业还存在诸多不利于社区就业女性权能增加的因素,应从就业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社区就业的规范化管理、女性社区就业扶持政策的落实、社区就业女性的组织建设、人力资本的提升等多方面来增加社区女性就业者的权能。     

农民就业行为的动因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十县百村”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十县百村"的大样本调研数据研究农民就业行为的动因及影响因素。首先,通过统计分析得出,被调查者务农的最主要三个动因是照顾小孩、缺少外出务工的机会和缺少外出务工的技能。而被调查者从事非农职业的主要动因是农业赚钱少等经济原因。进而文章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得出影响被调查就业行为的主要因素有:年龄、是否有在读书的小孩、拥有土地面积、性别、所在村自然村数量、所在村是否是新农村示范村,特别是从边际效应来看,有小孩的被调查者比没有小孩的被调查者务农的概率高约6.9%-8.4%,新农村示范村的被调查比非示范村的被调查者务农的概率高约7.4%-8%。最后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教育、新农村建设等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家庭分离、父母分工与农村留守儿童营养

留守儿童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会对我国未来劳动力质量产生深远影响,但现有文献关于父母外出异地就业对农村留守儿童营养摄入影响的研究结论争议较大,关键一个原因是以往多数研究在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家庭分组上存在严重缺陷。基于父母异地就业和本地就业家庭分离程度差异和照管儿童父母分工差异,通过对农户家庭科学合理分组,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从收入效应与时间效应两方面深入系统揭示了父亲或母亲异地就业对农村儿童营养的影响及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当父亲本地务农时,母亲异地就业对农村儿童的营养摄入没有显著影响,收入效应会被时间效应抵消;而当母亲本地务农时,父亲异地就业的收入效应高于时间效应,能显著提高儿童蛋白质摄入水平和营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