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长江防线论略

:三国鼎立 ,孙吴立国江东 ,北拒曹魏 ,西有蜀汉 ,长江天堑在其军事地理上占有重要位置。孙吴布重兵于长江沿岸 ,以其境内的长江为依托形成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防线 ,这条长江防线在孙吴实现“限江自保”国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研究之二

三国时代的东吴之主孙权有一句名言:“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主传第二》注引《江表传》)把“众力”、“众智”的作用阐述得这样明确,评价得这么高,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孙权是第一人。“众力”和“众智”词义虽有异,但彼此内涵有相通之处,能用“众力”者必能穷致“众智”,能用“众智”者必能发挥“众力”,故其力无敌于天下,其智超过所谓大贤大智的圣人。《三国演义》描写的孙权,正是一个善于用“众力”、“众智”的人。其兄孙策知其能“举贤任能,各尽其心”,并自谓不如,故临危时以国事托之。那时,孙权年仅十八岁,既无战功,也无政绩,未孚众望;且内有山越叛乱,外有曹魏虎视眈眈,但孙权竞如其兄所言,善于“举贤任能”,使“各尽其心”,安内攘外,确保江东无虞。孙权能屡创来犯之敌,并     

诸葛何以择主刘备

汉末天下大乱,取威定霸者无数,藏器在身之文武干才纷纷各择其主。一时间君臣遇合,人才辈出。经过数年厮杀兼并,在剩下的割据称雄者中,首数曹操的势力最大,谋略最高。其次是江东孙权。荆州刘表、益州刘璋、西凉韩遂、马超也拥地自保。然而,具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的诸葛亮,在士人争相择主而动时,并没有去投奔雄才大略的曹操,或者虎踞江南的孙权,而是接受刘备的“三顾”之请,毅然出山,为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从而促成了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诸葛亮为什么要帮助既无立锥之地,又没有政治实力的落荒者刘备去争天下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我之管见,大概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慷慨美言是境界

慷慨美言与慷慨解囊一样,是一种境界。三国时期,东吴达到这种境界的豪杰层出不穷。东吴奠基人孙策,生命如彗星般划过天空,其慷慨美言与英武形象一起世间闪亮。"举江东之众,决战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     

荆州之争与吴蜀关系新探

三国时期所形成的吴蜀联盟在客观上是孙刘联合拒曹的军事、外交产物，联盟的缔结始于荆州之争，也随着不同割据势力对荆州政权的争夺而不断强化和弱化。由于孙吴政权在吴蜀联盟中占据外交的主动，因而从其主观上看来，吴蜀联盟更是孙吴“限江自保”，乃至“总括九州，志成帝业”的外交手段。     

试论三国时期东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

三国时期，岭南隶属于东吴。作为东吴战略大后方，岭南既是东吴财赋、兵员的供应地，也是东吴海外贸易的主要基地。不仅如此，它还对东吴江左政权的稳固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故统治者重视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并采取有效措施，诸如首置广州，实行交、广分治等，开岭南经济发展之新格局。在古代岭南开发史上，东吴起着上承秦汉、下启东晋南朝的重要历史作用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金瓶梅》饮食谱

东吴弄珠客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弄珠客的概括不算完整,至少还能补充一条：“生饕餮心者,吃客也。”这里说的饕餮就是指食指大动吃心不改．没有任何假借比喻的意思。只关乎食,无关乎色。     

性本还是心本？——论胡宏哲学主题

人性是胡宏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他认为,性为天下之本,万物以性为基础。这个基础无善恶。原因在于性难言。同时胡宏提出心为天下之大本。具有认识、主宰等经验功能的心是成全本性的关键,甚至是基础,故为大本。胡宏援心证性,借用佛家所重视之心来引证、成全儒家之性,重视经验、突出实用才是胡宏哲学的中心。因此,心才是胡宏哲学的真正主题。     

性本还是心本?——论胡宏哲学主题

人性是胡宏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他认为,性为天下之本,万物以性为基础。这个基础无善恶。原因在于性难言。同时胡宏提出心为天下之大本。具有认识、主宰等经验功能的心是成全本性的关键,甚至是基础,故为大本。胡宏援心证性,借用佛家所重视之心来引证、成全儒家之性,重视经验、突出实用才是胡宏哲学的中心。因此,心才是胡宏哲学的真正主题。     

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的“江南”,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当时东南多才子”,即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     

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思想

“万物一体说”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万物一体说”思想的提出，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心即理”是陆九渊提出来的，王阳明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发挥，成了他“万物一体说”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由于“心”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是“天下之大本”，所以，世界的一切，离开了“心’就不复存在。因此，王阳明指出：”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王阳明的“心”即是“良知”。他用“良知”把心…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支愍度与“心无”义新探

“心无”作为魏晋解空的重要一义,为现代佛学研究所关注。依据《世说新语》肯定支愍度创立“心无”义,仍存在疑问。《世说新语》以“伧人”称谓南渡北人且以“谋食”描述愍度南渡,提供了心无义产生、流布的地域信息。南朝佛教的僧史、经录、题赞皆不言支愍度创心无说,根本原因在于“心无”与“本无”“即色”一样,实有二义。法温《心无论》所言乃“心无”旧义,支愍度乃“心无”新义的初倡者。心无之新旧义,皆肯定“心”(种智、圣智)之观照作用。旧义所谓“心无”指“内止其心,不滞外色”,新义所谓“心无”,强调“心豁如太虚”。心无义与中古思想、信仰有多方面交涉。     

论齐物说及相应治道思想在先秦道家中的演变

在晚周流行的齐物诸说中,道家之说最为系统与深刻,在治道上的影响也尤其深远。道家的齐物观发轫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它首先意味着一种以均平、公正之心观物与应物的基本立场。基于此立场,先秦道家皆主张君主无为而治,以万物自化为至治理想。不过,先秦道家对于齐物内涵的理解及其治道之说也存在着耐人寻味的演变：在老子,他本着“齐物”之心充分肯定了万物的自我成就能力;在庄子,他在顺承老子思想的同时,进而将至治之成描述为“藏天下于天下”,且谓此“藏”是“公天下”的表现;至黄老道家,尽管他们仍不乏包容万物之心和与众共治的理想,但在列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势下,学者对于齐物的理解也逐渐趋于功利化和法家化,以至产生了“齐万不同”的专制之论。齐物内涵和相应治道观念的这种演变,既与道家思想自身演绎的逻辑性有关,也是它对天下趋于一统之势回应的结果。     

试论刘秀的统一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刘秀之得天下较刘邦“尤难”。他说:刘邦之劲敌唯一项羽,而刘秀却面临着“丛生之敌”。对付一个劲敌,容易“精专志定,无旁挠”;而对付“丛生之敌”,则“分势而四应者杂起,左伏右起,无宁日焉”。因此认为刘秀之得天下较刘邦“尤难”。这种看法,我认为是颇有见地的。其实,何只刘邦之得天下较刘     

美的诠释

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子女必须尽到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老瘁”,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儿女应有情。所有做儿女的人,都要对父母有感恩之心,孝敬之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及其诗歌创作——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中心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从大和三年（829年）起至会昌六年（846年），历经19年之久。创作活动可以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主线进行研究考查，此期作品已不见早期兼济天下、关注民生、针砭时弊的社会责任感，而是处处可见的对当下苟安现状的满足，是对物质生活的享乐及追求，作品中充斥着“纵酒”、“醉舞”、“狂歌”、“追呼”、“大笑”、“谑浪”等字眼，已失去了唐诗阔达明朗、玲珑蕴藉之美，这一现象为宋诗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变革的依据和范例。     

无身即贵身与无身以为天下——《老子》第十三章通诠

“身”是贯串《老子》第十三章的一个关键字。章首的两个命题应句读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后一命题是以“身”之为祸患来例证“贵”之为祸患。紧接着，老子转出无身即贵身的思想。无身之“身”特指贪欲，贵身之“身”则指生命。从群己关系看，贪欲的扩张（此即“有身”），结果是人我两损；只有少私寡欲（此即“无身”），才能人我两利。易言之，无身始能绝患，绝患便是贵身。章末，老子又开显出无身以为天下的境界，作为执政的准入门槛。他认为，人君若能把“为身”看得比“为天下”还重，就不会把天下当成满足自身贪欲的工具，这样才会乐意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公共事务中来。此时，天下皆蒙其利而不受其害，如此方可托之以天下。这种道家式的内圣外王思想非常可贵，且颇具现代意蕴。理顺这些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打消老子究竟主张无身还是贵身、为身还是为天下、利他还是利己等疑惑，并理解老子的辩证智慧与公共关怀，从而避免一些误解和歪曲。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