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三种深层结构

高小康在《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深层结构：一是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结构对于官史来讲具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它肯定了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在劝喻统治者重道德、重民意的同时保证了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是天命所归，具有道德的必然。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被抽象为善恶因果循环报应的叙述逻辑和在戏剧叙事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结局。二是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叙事意图是由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派生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情感化的叙事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现。用情感逻辑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显现出来的是历史的不合理性。这意味着叙事有了与正史不同的意义。这类叙事通过强化表现历史的不合理性，而获得情感表现的强度。     

中国当代城市形象片民间创作的叙事逻辑与文化特征

我国城市形象片的民间创作是近年来具有鲜明时代性特征的文艺创作现象,它正以强有力的文化影响力、新的人文观念、审美感知与心灵情怀,建构起人们对一座城市全新的文化精神分享与审美价值认同。民间话语力量的不断崛起,让传统城市形象片的主流叙事交融大众化,是对以往官方叙事的积极呼应与有效延展;影像视听技术的赋能,让民间城市形象片的叙事表现在秉持草根情结的同时,逐渐显现出向高品质精品化的精英叙事转变的趋势;民间城市形象片奇观叙事建构的“城市景观社会”及其引发的城市文化消费现象、消费逻辑与消费效应,催生了网络社交媒体时代视觉文化消费的新模式。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我国城市形象片民间创作的叙事逻辑与文化特征,揭示出其创作繁荣的理论意义与实践路径。     

东北乡土文学中的两种创作路向——萧红、迟子建乡土小说比较研究

作为东北文坛世纪始末的两位优秀女作家 ,萧红和迟子建共同关注着黑土地 ,但其乡土小说在相似之中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就创作母题而言 ,萧红倾向于以现代启蒙者身份对乡土进行冷峻的审视与批判 ,迟子建则倾向于对乡土的缅怀 ;就审美风格而言 ,萧红的创作体现出张力之美 ,而迟子建的创作则表现为和谐之美。总而论之 ,萧红的乡土小说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 ,而迟子建则有向传统回归的倾向 ,两人各自代表了东北乡土文学的两种不同创作路向。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论汪曾祺小说的审美特质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历来以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韵味吸引着广大读者.从审美创造上看,汪曾祺有意识地淡化时代背景,淡化社会政治内容;从艺术心境上来看,情感节制而叙述明快.这一切使得其小说不仅在文体层面上表现出浪漫主义特点,而且在创作精神层面上为浪漫主义写作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范式.     

在“宏大”与“细小”之间--解读《陆犯焉识》的历史叙事问题

“宏大”与“细小”是伤痕文学后小说历史叙述的两种倾向,在当下时代,写“大历史”与写“小生活”,宏大叙事和日常化叙事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两者看似矛盾,其实正构成文学的历史叙述不可分割而又富有张力的两面。《陆犯焉识》集中体现了宏大历史叙述和日常化叙述的平衡和失衡,它的创作套路既体现出作家以人性和爱情穿透大历史的愿望,又显现出小说叙述可能性的缺失和思想的局限。     

试析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题材特质与叙事优势

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在众多当代小说叙述类型当中具有突出的题材物质与特殊的叙事能指,其叙述手法在表现策略、类型特质、民族性交融和思想深度等多个向度表现出其独有的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当代动物叙事所特有的叙事深度极其重要的伦理价值指向.     

突围与困境——姜安论

与红色经典叙事相比,姜安的创作表现出一些新的因素,比如对人性复杂性的关注,对女性压迫、女性苦难的揭示,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对革命者及其组织封建性的批判等,但总体看来,其创作仍没有超越红色经典叙事的正史意识、英雄传统、国家主义框架和暴力美学范型,而这些又使反思和批判显得苍白无力。她的文学创造表现出权威历史话语与现代政治理念之间的矛盾、充当社会历史家的意识与建构文学审美价值的背离。     

审美与民族的精神民俗

民族的精神民俗,就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约定俗成的信仰,巫术,占卜、预兆、道德、礼仪、禁忌、图腾等精神文化现象。少数民族的精神民俗,涉及到审美观念、审美倾向、审美理想等精神方面的内容,与民族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心理、审美意识等也有多方面的联系。无论是整体的民族共同体,还是单个的审美者,都受民族的精神民俗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在此,本文将从原始自然信仰习俗与现代人为信仰习俗两大方面,探讨少数民族精神习俗与少数民族审美的多方联系,以及对民族审美的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并尽可能总结出民族精神民俗带普遍性的审美特性。     

夏目漱石小说叙事美学一窥--细读夏目漱石小说《我是猫》

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巧妙地选取动物叙事视角,使文本取得陌生化的叙事效果;并通过游移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叙述者“猫”来对其见闻和感受进行详尽的叙述和评判,引起读者对小说所述情节及社会现象的深思;小说还采用人猫互文的叙事策略,使人与猫的命运形成隐喻性同构,体现出独具一格的叙事艺术范式,具有深刻的艺术内涵和丰富的审美价值,凸显出夏目漱石在小说创作上的求异与创新精神。     

当代历史小说的两种叙事倾向:政治意识形态性与文化性——以《创业史》和《白鹿原》为例

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有着自身的发展演变历程,并在当代明显地表现为"十七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叙述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叙述两种叙事倾向。围绕这两种倾向,分别以《创业史》和《白鹿原》为例,从理想人物的塑造、语言及言语方式、作家视野下主题的选择与情节的结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探究作家的创作是如何体现和形成当代历史小说的这两种叙事倾向的。     

生活化的历史叙事——从凌力创作看近年来历史小说的生活化叙事倾向

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及《梦断关河》等历史小说，重视书写日常生活情景、家庭伦理亲情及个体情感欲望等，体现了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叙事倾向。它有利于营造真实的历史情境与历史氛围，丰富作品的审美特性，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与人文内涵。同时，要求作家既要熟悉和掌握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又要对生活化叙事进行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提升。     

伊斯兰文化与世纪之交以来回族小说的叙事伦理

世纪之交以来的回族小说,以伊斯兰文化为价值底色,构建着“保守主义”倾向的宗教性叙事伦理,主要表现为以“清洁精神”伦理拯救世俗诱惑和道德沦陷困境中的人性之真与心灵之净,以“彼岸意识”伦理探寻生死相通和现世苦难追问中的轮回运转与超越解脱,以“神圣体验”伦理参悟万物有灵和宗教神祗领域中的幽冥哲思与神秘图景,以“母族皈依”伦理重觅精神漂泊和文化无根突围中的身份归属与本土诗意,伊斯兰文化孕育的叙事伦理,蕴含着对以“现代性”为价值主导小说叙事的宗教式反思与审美式批判。     

论"天人合一"对《三国演义》叙事系统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基本精神,它在审美旨趣上表现为对中和圆融之美的认同与崇尚."天人合一"促使<三国演义>等古代章回小说在创作构思和谋篇布局等方面追求一种中和圆融的审美理想,努力营造和谐完满的艺术境界.具体而言,天人合一对<三国演义>叙事系统的影响集中表现为<三国演义>的三大叙事特点叙事时空的自由灵活,叙事机制的摇曳生姿以及叙事结构的严整圆满.     

论《沧浪之水》的“内向性”及其审美意蕴

阎真在《沧浪之水》中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内向性"叙事姿态,即把表现人物内心状态当作小说叙述的重要内容,并以此来安排文本的叙事结构和节奏。《沧浪之水》独特的"内向性"首先表现在作品把人物的内心状态当作小说表现的重心,其次是文本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旨归极其丰富,第三是把"真实性"原则视作艺术的生命,而且同样达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沧浪之水》表现出的这种"内向性"的倾向叙事,不但避免了文学因"向内转"而可能导致与现实脱节的问题,还赋予了作品为许多官场小说所不及的独特审美风味和多重艺术意蕴。     

传奇与神话：现代家族叙事主题一种

不同于对家族的批判叙事,现代家族小说也以回忆和想像的方式讲述家族祖先的事迹,表现其精神风采、道德操守,以此来比照当下现实的精神苍白和孱弱血性.传奇性的文本和神话叙事契合着怀旧寻根思潮,表现了一种现代审美理想.     

欲望叙事与伦理回归:德莱塞叙事伦理的双重特征

综观德莱塞近半个世纪的小说创作,德莱塞对人性及生命意义的观点与他的机械论创作思想产生矛盾,并由此形成了德莱塞小说独特的叙事伦理:道德叙事与欲望叙事互为关照的双重叙事特征。德莱塞的道德叙事与欲望叙事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其小说的内在张力。作为一个有主体性和伦理意识的艺术家,德莱塞追求人生信仰和道德完善的人文精神是其借助小说创作这种艺术形式表达道德主题的内在动因。德莱塞创作观与道德观的多重矛盾及叙事伦理的双重特征,展示了德莱塞书写真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道德教育中的叙事伦理学

就个体而言,道德能力是个体在处理道德问题时各种能力的综合表现。而现阶段的道德教育对于个体道德能力的培养则表现出不足。而相对于与理性伦理学而言的叙事伦理学则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而呈现出在个体道德能力培养方面的明显优势。     

论《诗经》的理性精神特征

《诗经》代表着我国早期的文化形态中的理性精神。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表现特征加以阐述,即：一重人事而轻神事,对现实政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二追求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境界,显现出人的觉醒与对民主的启蒙;三重礼乐文化,表现出人类自觉的对“善”的追求精神;四把道德要求与现实功利目的统一起来,形成情与理的自然融合     

金庸小说中的山洞意象

金庸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山洞意象。对于金庸小说，山洞首先具有一种叙事意义，并通过小说主人公侠客的生命和武功两个重要方面得以具体呈现。山洞的第二重意义是对小说读者的娱乐意义，它是构成审美快感的常用叙事元素。在深层次上，山洞其实是一种道德隐喻，借助小说中作为正义化身的侠客传达出善有善报的道德训诫。在更深层次上，山洞作为道家文化的典型象征符号，是为了解决儒家道德精神对侠客身心的双重伤害而广泛存在于小说文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