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内隐维度的调查

民族认同指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个体对自己既作为单一民族成员身份同时也作为国家民族成员身份双重承认的和谐统一.用一份半开放式问卷对221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1)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大多处于积极状态;(2)影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内隐维度主要有归属感、客观身份、自豪感、政治与政策、历史和地域等;(3)影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认同的内隐维度主要有客观身份、自豪感、地域、习俗、文化、历史和归属感等;(4)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双重身份的认同在某些维度上符合线性两极模型,而在其他维度上则更符合二维模型的理论假设.     

中华文明共同体背景下当代羌族文学创作的文化认同

个体种族文化身份、社群文化身份、民族国家身份、全球性文化身份是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四种基本构成。当代羌族文学创作的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多民族的边缘地域文化影响下,对多民族文化的欣赏与兼容的文化态度,在中华文明共同体发展进程中的族群历史记忆抒写和对当代中华民族与国家的深厚情感,以及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的身份探寻。当代羌族文学创作较典型地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认同、融合与发展。     

论主体维度下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论述及其实践意义

从主体维度上看,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突出强调主体功能与价值,强调主体因素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作用,指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高目标在于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根本价值目标在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强调通过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来处理族际关系和协调族际政治,把整体建构与发挥区域优势相结合,实现民族群体和民族个体的协同发展。主体维度下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论述有其生成的理论、历史与实践逻辑。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坚持主体功能与价值,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以及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创格局,对促进当今世界民族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民族认同的心理学实证研究——11～20岁青少年民族认同的结构和状况

中国的青少年面临着对自身民族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问题。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少青少年对自己的民族及其文化的认同出现一些弱化。通过对1161名11~20岁的不同民族的青少年进行测试,结果显示:从民族认同的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的四个维度看:11~20岁的青少年对自身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有较强的认同;对自身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本民族认同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在中华民族认同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汉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得分;民族认同与对外民族区别态度之间呈现较低的显著负相关;民族认同存在情景凸显性。     

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普遍增强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身份的认同,一种休戚与共的民族意识在中华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在战前普遍缺乏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来自国内、外的现实原因。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动员各民族共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至关重要。因此国民政府和知识界相继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努力构建民族与国家认同,由此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抗战救国的重要精神力量。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与民族认同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标准主要是文化而不是血缘和种族。历史上的民族认同是自由的,民族身份可以随时改变。古代民族认同的变异性,促使各民族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是静止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是分不开的。以文化作为分类和认同的标准,使不同文化的族群由淡漠隔阂走向自然融合,促成主体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并促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强化了古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促成各民族大一统意识的形成,有利于各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2000多年统一和完整,与古代中国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     

少数民族聚居区双语传播发展研究--以媒介情地论为分析视野?

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传播是事关民族身份认知、文化认同以及中华民族生态多样性的重要实践。以媒介情地论为理论基础,将情感嵌入空间、时间、社会维度作为分析路径,考察双语传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情况,指导当前双语传播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实现双语传播的有效达到,目的是增进少数民族聚居区多元民族文化繁荣稳定。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多维政治整合机制探析 ——以“五个认同”为分析中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在历史悠久和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系统政治文化工程。“五个认同”作为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特色话语与概念表达,往往被视为民族事务治理的价值目标,从认同维度衡量中华民族建设的实践成效。从国家建设的政治理论出发,“五个认同”还蕴含多维政治整合机制,是现代国家通过领土整合、国民整合、文化整合、政党整合和制度整合,实现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过程。深入发掘和认识“五个认同”体现的政治整合机制及其实现过程,是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的关键。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书写中的国家认同意识——基于哈尼族的讨论

中国传统正史及方志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历史书写范式，将各少数民族历史不断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实现少数民族由“化外”向“内属”的过渡，无意中形塑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和文化行动进行回应。历史上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构建是中央与地方双向用力的综合架构，对中央与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挖掘，方能呈现出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为当下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历史基础，进一步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内容和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思想,其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民族团结和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共享繁荣发展的经济体和嵌入式社会结构、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策略。     

历史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以湘西苗族家谱建构为例的讨论

湘西苗族历史记忆的载体传统上以古歌、史话为主,直至清朝改土归流后才出现汉字撰写的家谱。龙、吴两姓家谱通过追溯共同祖先、移民化家族历史、措置时间的叙事,部分内容虽与地方史志记载不相一致,但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框架下,国家、地方、修谱者等不同行为主体出于统治、发展、权力等因素考量的复杂互动。湘西苗族在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长期交流交往交融中,自发或自觉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从家族、苗族向中华民族的扩展。从历史记忆的视角来看,湘西苗族家谱的建构反映出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程。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奠定基础,身份认同的多层次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外在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也为历史记忆建构提供了更普遍的社会框架。     

甘肃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现状分析研究

为了维护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作者利用甘肃省359个少数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调查数据,从群体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等四个维度对甘肃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甘肃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较为强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高度统一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弱化的趋势;民族认同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为此提出了加快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加强国家认同的教育和培养;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等提高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民族认同促进国家认同的对策.     

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论中华传统文化在回族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历史上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回族又是在中华大地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中吸收和承载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并经历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到中华民族再到国家的高度认同过程。文化认同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崇尚统一＂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被回族接受后指导着每个回族成员的思想行为。近现代以来,回族在反对分裂、抗击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这与历史上回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具有重要关系。     

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之迁变

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属性,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也在“文化热”的讨论中成为了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多民族国家,从上个世纪初以降少数民族文学就伴随着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在不断前行,但在整个发展历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在自身发展中历经了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被启蒙、被解放到文化自觉,整体上呈现出从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的萌发、文化身份的“遮蔽”再到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三大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甚至在许多方面与主流文学之间达成高度的契合,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     

抗战时期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的中华民族自觉 ——以拉卜楞黄正清家族为考察中心

抗日战争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全民自觉进程,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极大增强.以拉卜楞黄正清家族为中心进行考察,表现为他们在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的认知自觉和实践自觉.认知层面,维护中华民族一体性成为基本共识,包含藏族是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定位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一致对外的责任意识?实践层面,如何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成为时代主线.宣传动员、募捐慰军、维护团结、发展教育和交通等形式多样的爱国救国活动,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从自觉价值看,黄氏家族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有效促进了藏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自觉和实践自觉,用事实阐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与当时学术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相得益彰,掀起了边疆少数民族爱国救国的热潮.黄氏家族的认知和实践绝非个体性质的表现,而是较有代表性地呈现出边疆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中华民族自觉的普遍特征.     

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研究——基于云南民族地区的抽样调查研究

文章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基于最新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显著相关。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水平,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越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就会越高。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差异。     

《远大前程》中匹普的身份认同

在身份认同理论的观照下,匹普的成长过程包含了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在此过程中,匹普经历了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同时,认同环境也对其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云南谈起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处在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中的一对关系,这种关系可能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分化和重构.在边疆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形成与边界的变化,人们在不断进行着国家认同的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历了数十年的曲折历程后,今天二者的融合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得到了较大的增强,但是在当代的开放环境中影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负面因素也不断增多.当代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得以强化,经济发展与国家的强盛是主要的驱动力,但是国家主体文化在其中的影响不足,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夯实,甚至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必须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国家主体文化在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分量,夯实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实践——以中央民族访问团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是一个连贯的、相互继承的历史过程,各时期有不同内涵与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铸建工作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活动中得到集中体现,主要在于铸牢三种认同意识: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凸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往旧政权本质的不同,加之抗美援朝的爆发及“祖国边疆,不容侵犯”思想的传布促进了各民族对国家的体认;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通过政策宣传、制度实施及“以心换心”的工作态度与作风,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信任感和认同感有了极大提升;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访问团运用多种方式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及少数民族内部的关系进行了疏通,效果显著,使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成为主流表述,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明显增强。     

近代云南段国界线变迁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

云南跨境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既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结果，同时还与各种政治历史变动密切关联，在这些政治历史事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近代以来云南段国界线的变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边疆危机，发生在云南的中缅、中越、中老边界交涉活动，通过国家政治以及国家意志对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