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留居广州的外国穆斯林商人

唐宋时期,来华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大都富有,他们在香料、珠宝行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中国史籍中有关他们的记载很少,但零星的片段使我们对于他们的事迹稍有了解。广州曾有蒲希密、蒲亚里、辛押陁罗等著名外国穆斯林商人,他们对海外贸易贡献显著。从蒲希密的故事,可以了解到十世纪末年广州存在着蕃长,蕃长的职责之一就是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从辛押陁罗的故事,可以对伊斯兰教法的遗产分配和辛押陁罗和养子之间的"瓦拉"关系进行了诠释。     

元代回回商人与唐宋时期“蕃商”的区别

中国的回族,是元、明时期开始形成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因此,回族商业应当视为从元代回回商人的活动开始。但是,从中国回回的来源看,尽管他们“主要的就是元时被征服投降了蒙古军并随蒙古军进入中国的‘回回氏’,”然而唐、宋时期留居于中国的波斯、大食商人(俗称“蕃商”)或是他们的后裔毕竟也是回回的组成因素之一。而且,从其经营内容、经营方式方面看,他们和元代的回回商人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告诉我们,从唐、宋时期蕃商的活动到元代     

民国初年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与研究——以《中华归主》为例探讨

民国初年，基督教传教士系统地组织了一次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的调查，历经十年将这些调查资料汇编成（中华归主）一书，于1922年出版。该书中也涉及到中国穆斯林的部分内容。他们对中国穆斯林现状的调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真正的调查，只是将多年观察的资料加以拼凑和整理，是对已有的工作经验的汇报。尽管如此，这些调查资料也是他们对清末民初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的见证，反映了当时中国穆斯林在社会更替时期的精神风貌和历史进程，是研究那段中国伊斯兰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述略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汉文译著运动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刊刻者和刊刻情况进行梳理后发现,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主要以四川、江苏、云南和广东等地为中心,其他地区亦有零散刊印;主持刊印者多为教内人士,亦有商人和武职人员等。     

金代伊斯兰教初探

伊斯兰教在金朝有较为普遍的流传,金朝和西方伊斯兰世界有一定的商贸和使聘往来.金朝境内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其中有官员、军人、商人、使臣、普通百姓等,他们或是来自辽宋故地的"回回先民",或是西方穆斯林通过经商、使聘、投诚等方式进入金朝.元初西方旅行家所见金朝故地伊斯兰教的传播情况,正是金末伊斯兰教流传的体现.     

明清时期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的中国化研究

穆斯林真正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生在明清时期。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作为中国回族穆斯林中的一员,其中国化进程既有明清王朝对穆斯林严厉管束的外在压力,也有穆斯林内部为改变其衰微而主动进行变通革新的内在要求,其中国化的途径及表现形式,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教穆斯林中国化的一般进程和规律。     

《元明回商研究》序

<正>回族是中国历史上最擅长经商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族源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来华的中东穆斯林和元代来华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经商是回回先民来华的主要原因之一,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得益于穆斯林商人的贡献。日本学者曾经说过:"从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洲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     

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泉州回民群体特征的形成

运用科际整合的方法,将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有机地结合,从长时段系统探讨近世以来泉州回民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认为其形成和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诠释其如何经历在地化,通过联姻、善举等方式,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并以陈埭丁氏、百崎郭氏为例,考察两者间的异同,认为他们先祖均为穆斯林商人,在泉州聚族而居,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他们的生计方式颇有不同,进而形成文化差异,但均在不同程度上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远渡重洋到域外经商,还使西方军事技术传入中国,推动近代社会变迁,彰显包容多元的文化特征。     

泉州的宗教文化特点

泉州位于中国福建东南部,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历来就有对外通商和友好交流的传统。商人、旅行家、僧侣等各种人汇聚此地,带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这些宗教文化和泉州本土的道教及其他民间宗教互相辉映,形成了泉州独特的文化特点。     

文明的本土化及其传承载体——中国阿拉伯字母体系汉语拼音"小经"文字历史演变考论

“小经”文字是一种阿拉伯字母体系拼音文字,它与穆斯林在华所使用的文字包括唐宋时期阿拉伯文、元明时期波斯文有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为“小经”文字的出现造就了重要的语言文字背景,同时元末明初移入中原的穆斯林已本土化并学习和使用汉语,但未掌握汉文字,这也为该文字的出现创造了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小经”文字于元末明初产生了,并在碑文、回回药方、“来文”等“小经”文献中有所反映。“小经”文字的产生对穆斯林文明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绎曾与元代文章学

由于文献久晦,元代陈绎曾的文章学观点颇为学界忽视。其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近年重出的《古文谱》、《古文矜式》和《文说》当中,涉及文章本体论、修养论、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诸多方面,见解深刻,体现了鲜明的元代文化特征,堪称元代文章学的最高成就。     

雷州与汉乐府

汉乐府《有所思》反映了雷州地区的珍珠和海南的玳瑁走进中国北方女子的妆饰世界,使北方的婚恋习俗焕然一新的一幕。雷州之所以能走进汉乐府,是因为雷州在汉代的外交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雷州是西汉时期广东的两大首府之一,人口密度略超番禺。认识雷州上古史,对于今人承传历史开创未来,有重要意义。     

宋代澉浦镇兴衰轨迹再探

北宋中前期,澉浦镇完成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的转变。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前期,其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南宋后期,澉浦镇渐趋衰落,其衰落与鲍郎盐场的分立并无直接关系,而与当时南北政权的政治军事格局转变相关。端平以后,蒙元发动灭宋战争,南北关系趋于紧张,澉浦镇作为临安门户,军事地位凸显,影响其海运事业,遂至衰落。澉浦镇的兴衰转变展现了南宋时代江浙地区通商与海防的矛盾,促使我们去反思江南市镇发展史的“延续性”问题。     

论郭璞的忧患与超脱意识

西晋后期,诸王及诸胡的战争惨烈而频繁,终致两都毁弃,西晋灭亡。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引起东晋统治者强烈的兴亡之思。遗落世务、旷放闲逸成了东晋世族文学创作的基本情趣和格调,社会上也盛行清谈之风。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东晋诗人郭璞在他的诗文中尤其是在他的赠答诗和游仙诗中反复表达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和超脱思想。     

《牧誓》蜀、濮地望新考

《牧誓》记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之师曾随武王伐纣,古今学者皆释为凿凿信史,少有疑问,然八国族地望,则长期存在不少争议。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资料和田野考古资料对八国族中的蜀和濮的地望重新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周原甲骨卜辞之"蜀"即《牧誓》之蜀,西周初年其位于今陕西汉中一带;《牧誓》之濮,西周金文中屡见,根据专家研究,即南国子,西周初年濮族大致位于楚、豫之间江汉平原地区。     

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演绎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骨干人物。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白话新诗,还积极探讨诗歌理论。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完美的演绎,既贯穿着"捉住现实"的精神,也不断地创造着诗歌的新形式。他以自己丰厚的诗歌创作实绩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增添了光彩,也为新诗走向大众化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复社成员学术活动中的合作与纷争

复社存续期间,通过联合编书的方式选编了《明经世文编》和大量时文选本。这种以分工合作为主要特点的学术活动表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点,缩短了书籍编选的周期,提高了张溥等复社领袖的学术地位,扩大了复社的学术影响。然而,复社成员学术活动中的合作以文化发展中的地域差异为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来争夺话语权的矛盾,不会形成统一的学风和治学特色。     

蒲松龄诗文研究综述

蒲松龄诗、文研究 (指清亡至今 )分为三个阶段 :解放前、解放后至 80年代末、90年代至今。每一个阶段的研究内容虽各不相同 ,但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始终是研究的热点     

《聊斋志异》中自然美的探寻

在明清小说《聊斋志异》的研究中,以往多从明清小说史、古代文论、社会学、伦理学以及道德、家庭、婚姻观诸层面进行,对《聊斋志异》在自然美的层面进行解读与探讨的还论及甚少。文章认为蒲松龄及其作品中蕴藏着“真即美,美即真”,“自然即美,美即自然”的美学精神。      

论蒲松龄的儒学思想和鬼神观念

蒲松龄基本哲学观点及其宗教鬼神观念具有矛盾性。宗教鬼神不过是借之发愤的手段,蒲氏对宗教鬼神有似信复疑的态度。虽然抱着济世的儒家思想,而现实又迫使蒲氏对儒家的思想道德产生了怀疑。作品中表现了他冀求恢复科举的健康机能,以实现其“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但出于个人不平遭际,又对科举强烈批判;受明中叶以来反对程朱理学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氏作品表现出反礼教、反传统的新型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