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语境下的“学问”:儒家知识论的价值与事实

经学典籍里的"学问"一词及其历代注疏,建构出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的儒家知识论。儒家知识论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经历代注疏不断发展,可以分为形成、系统化、哲学化和专门化四个阶段。儒家知识论的建构使儒家经典析出"四书"这一主要阐发儒家知识方法和路径的"新典",凸显了孔子—子思—孟子在儒家知识论中的地位。儒家知识论具有经验性、诠释性、人文性、内省性和经世致用性等特点,经验性、内省性为其基本特征。儒家知识论在建构过程中,潜在地存在解构的倾向:以儒家经典作为知识论的源泉,以价值判断为依归的学问,使经学出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极致发展;同时,以事实判断为尺度的学问,使经学面临知识本身的事实和逻辑的挑战。儒家知识论以价值判断为主,虽也存在事实判断的趋向,但与近代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儒家知识论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思维的模式,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     

简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的回归——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倾向的反思

现代知识论作为诸多学科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深刻影响。科学思维与工具理性的渗透,以"通约式"的命题、"知识性"的灌输、"常识性"的记忆为表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日益呈现知识论倾向。这种倾向加剧了理论的"空洞化"、知识的"单一化",而"工具化"的实践模式、"实用性"的功利取向,进一步遮蔽(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使之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知性教育。根据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原则,超越知识论的僭越,实现价值论的"去蔽",需要从"知识建构"与"价值把握"双重维度入手,立足于知识论与价值论之间的深层生成关系,建立"知识论—价值论"协同共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知识世界中追求意义世界,回归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中的价值序列。     

以“尊德性而道问学”论认识活动中的认知与评价

传统知识论把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割裂开来,然而,认识活动总是包含着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这两个方面。儒家之“知”既包括客体事实更包涵价值事实。在儒家传统中,尊德与重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活动中的认知和评价的有机统一可以用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来表述。     

以名表实而成知识——儒家知识论的一种合理研究进路

中西交通以来,正如中国有无哲学,中国有无知识论亦成为一大问题,其中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知识”概念。若我们暂时悬置目前流行的“反向格义”的诸做法,秉持一种“以名表实而成知识”的“正向格义”思路,或许会打开一个新的视野。在名学即中国知识论的理解架构中,对儒家之“名”三重内涵的深入考察直接关涉儒家知识论的诸多议题。首先,名分义涉及儒家知识的来源,名分作为超越的原则包含了一切儒家的真知识和真观念;其次,名分义可以构成一种名分知识,而先秦儒家对名分知识何以可能以及如何推论等问题均已有所思考和回应;最后,以名分知识为内核的道德知识与非道德知识的关系关乎儒家的现代化,而在这方面,对涉及儒家知识获取方式的名言义和名声义的审查有利于厘清其中的问题。总之,通过“名”的观念重新疏通儒家的知识论,不失为一条可行而合理的研究路径。     

“美德即知识”命题新探

苏格拉底在伦理学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上。此命题在理性的基础上把道德观和知识论统一起来,为道德寻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赋予道德价值以客观性、确定性和普遍规范性。论文主要从命题提出的背景、对命题的理解和对质疑命题的反驳三个方面对此命题进行重新解读,并从知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角度对此命题加以理解和辨析。     

戴震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新诠释

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向来是儒学的主题之一.在原始儒家那里,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知识如何服务于道德,知识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在理学中,道问学总是服务于尊德性这一目标.由于脱离了知识从而失去了真理的内容,道德很容易降低为个人的意见.戴震认为,道德必须在认识论中才能取得它的可靠性和合法地位,否则必然导致独断论,还可能被权势利用,成为杀人的借口.他以道德知识化、知识道德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力图在此基础上实现仁与智的统一.     

荀子论德性如何向善

荀子的性与知、义、礼、伪等核心概念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虽然荀子将"凡以知"归之于"人之性",但并没有对"知"作一个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可当与物相接时,却赋予人一种向善的可能。伪是对人类之性由恶转善的人文规导、价值导向,在荀子的思想中,无论是"仁义法正"之质具,还是义辨之德能,其本身都是与"知"或"智"相关联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质具"是指"心以征知"的先天具有的道德逻辑推理能力,"义辨"是人"生而有知"的对于心所接之物的感知、判断、辨析的道德认知能力。从"质具"到"义辨"本身反映了从知善到行善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根基在于具有物质属性的气,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统一于气.人是"天地之心",因为人具有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二者构成通向"天人合一"境界的基本路径.在张载看来,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儒家强调要以万物一体的目光来审视宇宙人生,要求社会成员相互关爱如同一家人."天人合一"的落脚点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为儒家伦理的普世转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及其争议

道德知识论是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的交叉研究,着重探讨道德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等基本问题。对道德知识怀疑论的回应、道德知识的性质以及道德知识的确证,是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道德知识论在当代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研究中之所以长期未受重视,与人们对道德知识在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解过于狭隘有关。从更为广义的知识论视角来理解道德知识,有助于回应道德知识怀疑论,并解决或消解关于道德知识的性质和确证的诸多争议。重视道德知识论研究,既能够为道德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知识基础,又能够为知识论在其分支领域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

挖掘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以为人的生命实践提供哲学指引。从《中庸》的相关原文出发,分析“知、仁、勇”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体现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认为,《中庸》提出“知、仁、勇”思想是基于儒家对人的精神价值及其人格生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儒家“知、仁、勇”思想的精神智趣及其道德价值对当代社会人们道德信仰缺失和道德体系重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儒家“义以为上“荣辱观及其价值导向

儒家在其道德建设过程中,强调"义以为上",力图使其道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人们关于荣辱的体验,形成相应的荣辱观,实现其价值导向。儒家认为人"非利不生",用"义以分之",主张"义以为上"荣辱观,把"计利富民"作为价值导向,从而树立其在道德建设中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从儒家仁义思想深入理解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亲""清"二字作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在语义内涵上与儒家"仁义"思想有着甚深的关联。从儒家仁义思想角度深入分析,"亲"与"清"分别可看作是"仁"与"义"的体现,"亲"体现着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情感,"清"意味着敬畏和遵守道德和法纪的底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际上可看成一种有"仁"有"义"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商双方应有的亲民博爱之心与道义法理的统一、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亲和力与自制力的统一。     

梁启超论儒家哲学——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

梁启超区分"爱智"的西方哲学和"为道"的儒家哲学,认为儒家哲学的用功所在为"修己安人",其学问的最高目的为"内圣外王";儒家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其内容大部分不含时代性,不可以为时代古、思想旧而抛弃之;在现代社会,儒家哲学的最大价值所在和吕明儒家哲学的关键是"养成人格".进人21世纪之后,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传承儒家伦理以合理地组织道德生活,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荀子》中的“智德”思想新探

<荀子>提及"知"(智)达487次,显示出对"知"(智)的高度重视.荀子突显"心"(解蔽心)的认知意义,将"知识"作为"智"的第一要义;把"是是非非"看作"智"的第二要义,将其视为"智德"的主要内涵.荀子的"智"有不同等级之分,"智德"并非只是作为辅"仁"的次德,而是与"仁德"等量齐观的主德.其意义与价值在于:承接孔孟对"智德"的重视,将"智"提升为建构整个道德实践论的基础核心概念.     

“过犹不及”：儒家人际交往实践的伦理准则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过犹不及"既是人们处理人我关系的一般原则,也是君子人际交往实践的最高准则."过犹不及"贯穿于儒家道德情感、道德言语和道德行为之中,是儒家人际交往实践一以贯之的伦理精神.在人际交往实践中,"过犹不及"是诸德的整合,是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的完美统一."过犹不及"是"至德"、"兼德",是儒家人际交往实践理论区别于同时代并行诸学墨道法同一理论的显著标志.     

论“诚”在大学生道德情感教育中的当代价值

高校大学生的道德情感现状呈现出复杂性,在加强大学生道德情感教育方面,高校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以《中庸》为例,其中"诚"的思想不仅推动着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感教育从实然走向应然、从外化走向内化,而且诠释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感教育的终极意义,即教会大学生成就自己,达到仁的道德境界和智的知识境界,使其成为儒家所说的"知、仁、勇"的"三达德"的"内圣外王"的境界,即是圣人的境界。引导大学生树立终身道德观。     

价值学中“是与应该”的统一及儒家价值观

价值可分为劳动附加价值、存在论或天道论价值和道德引导价值三种。劳动附加值是一物作为劳动产品,其上所附加的人类劳动。天道论价值是自然物的内在价值,是它作为天道运行的一部分和它对于其他自然物的意义,自然物的工具性价值从属于它的天道价值。道德引导价值是实然和应然、事实与价值、是和应该的统一。当代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肯定自然的生态系统中存在道德要求,科学规律可以转化为道德义务。其实,在不少语种的日常语言中,"自然"包含"自然的",这表明事实中包含着价值。又,生态规律的"必须"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命令",是人的应该;再次,从本体论上看,最高的事实同时即是价值。所以,事实和价值是统一的。在儒家自然哲学中,自然和价值是统一的,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这个认识对于当代生态哲学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韩历史中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之关系:不可分割性与互为紧张性

19世纪以前中国与朝鲜的若干历史实例表明,"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在中韩两国文化中既有其极端密切的互动,但又有极为紧张之关系.第一,儒家"知识"与中韩政治权力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渗透,但"知识"与"权力"毕竟性质不同.帝国体制之下,皇权是至高的权力,儒臣的权力则是衍生性的权力,"知识"与"权力"也各有其不同的"运作逻辑",所以儒家知识分子与掌握权力的帝王之间,有其永恒的紧张性.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朝鲜都是帝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大一统帝围需要儒家价值系统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有效运用各种人力及物力资源;为谋帝国的长治久安,中韩两国帝王亦须不断吸纳儒家知识分子作为官僚进入体制中.两者之间有其不可分割性.第二,近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历史上的"知识"与"权力"之所以既不可分割而又互为紧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学知识之特质.就儒学知识之特质而言,古典儒家提出"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认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为与外在事功的完成是不可分割的.内在道德的修养不仅是个人内在思想的玄思,它还必须进一步落实在客观的外在环境之中.在"内圣外王"理念下,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直潜藏着巨大的将儒家知识落实在政治现实上的动力.儒学知识系统的强烈实践取向,使儒学知识在近代以前的中韩两国历史上必然与"权力"发生深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