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日记文学的史料价值和审美取向

徐志摩的日记文学是徐志摩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志摩在日记中不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而且展示了他独特的文学风彩。他的日记情景交融,是中国现代作家日记文学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精神之父”的“精神渗透”——徐志摩诗歌与哈代诗歌比较研究

徐志摩１０年文学生涯的每一步都跟外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徐志摩与之受英美浪漫派的影响是显著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忽视了他与其他外国作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与哈代（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关系。哈代，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诗歌的题材和技巧上，对徐志摩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他是影响徐志摩并使其在创作上形成个人风格的一个重要作家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徐志摩诗歌的经典化与再诠释

历来的五四文学研究,都离不开对作者生平传奇性的关注,甚至将之标签化,徐志摩新诗的典律化过程更是如此。徐志摩被定义为浪漫主义者,"生平研究"和"浪漫主义诗人"的刻板印象,遮蔽了他的创作面貌,其后期批判现实和社会的诗风,很容易被忽略。就徐志摩的诗作而论,哈代对他的影响显然更加重要,由于阅读和翻译哈代,徐志摩刷洗掉文言相杂的语言,同时也让他关注到人生并不完美的、黑暗的那一面。这一类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诗作,才是徐志摩的代表作,在诗的技艺上,它们是比较成熟的作品。评价徐志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加入这些历来被忽略的诗,且应着重考察现实主义对其诗风的影响,以重新建构一个更完整的徐志摩。     

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的历史比较

尽管许多论者不忍正视、竭力遮掩闻一多先生当年与新月这样的右翼文学流派间的血肉联系,力图把他同所谓“专咏风花雪月”的徐志摩完全对立起来加以认知,然而,事实却是无情的:闻先生当年在诸多重要问题上与徐志摩恰恰是相通相契,绝非完全对立。至少,领着新月前行的这两架马车不仅都曾是政治上的国家主义者和共产革命怀疑论者,而且也都是艺术观念上的唯美主义信徒。这两大共同取向不仅解释了闻一多之所以能够与徐志摩长     

徐志摩早年求学行实考

新月派核心人物徐志摩的早年求学行实,仍有一些重要细节尚不清楚或存在争议,有考辨之必要。依据《府中日记》和郁达夫、蒋复璁等当时人的回忆,可考定徐志摩1910年春入读杭州府中。据新发现的《沪江大学1917年年刊》《沪江大学、道学书院合章》《天籁》和徐志摩在北洋大学就读的学籍档案等文献,可考定徐志摩入读和离开沪江大学的时间、入读该校正科、在沪江大学成绩单为真实等史实。徐志摩早年求学行实的考定说明,他在1918年夏出国留学前,不但在府中时期就喜爱阅读小说、开始诗歌创作、发表文章,而且沪江大学时期他对文学的兴趣未减。这些早年求学时的经历、兴趣和取得的成绩,为徐志摩后来从事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是他在剑桥时期开始迸发出文学创作热情的背景。     

王亚樵:民国暗杀第一人

一说到革命,我们总有一些想当然的理解,"革命年代"如此,"犬儒时代"也如此。其实,考察革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革命远非这样人物阵营清楚、线索简单的事。革命者和革命道路千差万别,尤其是革命者一旦脱离了制度性的建设,其革命就非常艰难。在现代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革命者,不幸的是,当时和后来者都把他当作一个杀手,今人甚至直接把他跟恐怖分子     

论徐志摩的诗歌

徐志摩是著名的诗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从一九二二年留英回国,到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在中国文坛大约活动了十年。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四个诗集。徐志摩复杂矛盾的观点与非凡的才华,从二十年代起就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或严厉谴责,或热烈赞扬。半个世纪来对他的评价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见。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位曾在中国新诗运动史上发生过影响的作家,作出较为切合实际的评价。 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过去评论界大都认为新月派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派的诗歌,内容上是反现实的,形式上是唯美主义的。近年来,对于新月派的性质有     

在全球化视野下阅读徐志摩的南国书写

徐志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通过对他及其作品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认识中国迈向全球化的历程,从中发掘华人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爱情观、性别观、道德观的变化。1928年,徐志摩以他的旅游经验为背景,写作了小说《浓得化不开》(星加坡),描写青年林廉枫旅居新加坡,受到大自然郁郁勃发的生命力感染,使他萌生了原始的欲望和幻想,明显具有反传统和受西方化影响的特点。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大众消费市场商品化包装了徐志摩及其作品,以这部作品为核心,联系对照其续篇《浓得化不开》(香港)及《死城》(北京的一晚),可以解读异域文化的"他者"如何召唤自身的原始情欲,也可以解读徐志摩以"食"与"色"表达对情欲客体的耽溺和主体的厌弃,以书写作为救赎和升华性本能的历程。     

徐志摩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述评

徐志摩与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是五四文学革命中新文学派与《甲寅》派论战的组成部分,是桐城派文学与新文学对立的反映。从思想根源上说,新文学派与章士钊的分歧在于双方社会变革思想的不同。前者属于激进型,后者则是渐进型。章士钊的社会变革思想,虽不无可取之处,但总起来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结局。     

徐志摩诗试论

徐志摩是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新格律诗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有尖锐分歧,但大都给予否定。特别在后期新月社由一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逐渐显露其政治倾向,胡适、梁实秋主编《新月》,其反动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之后,把他和新月社相提并论,和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胡适、梁实秋一视同仁。这是不公平的。长期以来,徐志摩和他的诗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禁区,徐志摩的名字也象流星般地在现代诗坛上销声匿迹,正如他的生命过早地消失在大雾迷茫的山巅一样。     

评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主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有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在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他最后堕落为反动汉奸文人而受到人民和历史的严正的批判。但在五四时期,他也曾经一度站在进步阵营一边,发挥过有益的作用。周作人是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革命发难的时候,他并没有正面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但他以自己的译作和新诗创作热烈地响应了文学革命的号召。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新青年》五卷六号上,他发表了阐述自己文学主张的第一篇文章——《人的文学》,随后,义发表了《平民文学》(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思想革命》(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新文学的要求》(一九二○年一月六日)等文章。这些文章虽然较     

批判与反思后的流变和敛缩——“五四”文坛感伤情调的历史走向

“五四”时期，“感伤”情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标记，以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为中心向整个文坛弥漫开来，并在风行一时之后，因其滥情倾向而受到新月派为主的批判；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则发展了一种浪漫的“革命感伤”，并最终受到革命阵营的批判而走向敛缩。创造社在时代感召下和深刻反思后也以积极态度告别个人感伤，走向了革命的欢呼。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留学阵营的分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形成——以徐志摩与郭沫若的同名诗作《留别日本》为例

郭沫若和徐志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位诗人,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日的郭沫若和留欧美的徐志摩代表着两种不同文学流派和创作倾向:留欧美派倡导自由与独立,留日派坚持激进和功利。留学阵营的分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的划分,迥异的越境体验和文化观念使得他们具备不同的基本风貌和独特的创作气质。留欧美学生的自由与独立和留日学生的激进与功利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体两面,代表着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两副样貌,成为了中国新文学多元发展的支流和动力,他们分别以自己不同的创作观念和情感态度书写和创造着多元而有活力的现代文学景观。     

谜一样的生命如此凄美——读宋益乔的三本文学传记

读完宋益乔近年来先后出版的三本文学传记《情僧长恨(苏曼殊传)》、《追求终极的灵魂(许地山传)》、《艺术与风月(徐志摩传)》,我似乎感受到了某些超出一般学术研究的东西,超出纯粹历史学话语的东西。他并不特意强调那段历史,一切都恍若现实,他无意标示对象的空前业绩,仿佛是叙述着自己的故事。在这里,苏曼殊、许地山、徐志摩的文学     

徐志摩政治思想论

徐志摩不仅是一个著名的诗人,还终生保持着对政治的关注和热情。徐志摩对政治产生兴趣,是在少年时期打下的基础;而徐志摩政治倾向的真正形成,则是在他留学期间打下的基础。徐志摩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主编《晨报副刊》,声援现代评论派,参与创办新月社和平社等。由于其政治主张不能适应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徐志摩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从"一出戏"到"人生趣剧"--徐志摩与哈代

哈代是对徐志摩产生较大影响的最重要的西方作家之一,徐志摩的诗歌在哈代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创作营养.我认为,如果无视徐志摩对哈代的崇敬、仰慕和偶然模仿,就不能认识他诗歌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他的忧郁.翻开他4部诗集中的任何一部,人们都会发现,在他那想象奔放、才思焕发、恋情炽烈的诗篇中,还夹有一类诗,充满惊人而深刻的哀怨.哈代把人生比喻为"一出戏"(a show),徐志摩由此激发了"人生趣剧"的概念.本文从对生命的描绘、对情爱的妙思、对入世的追寻以及悲喜剧的差异等方面,探讨徐志摩与哈代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血缘关系.     

徐志摩诗歌与泰戈尔诗歌比较研究

在对徐志摩产生过影响的作家中，泰戈尔与徐志摩的交往是最多最深的，这为我们考察泰戈尔对徐志摩的影响提供了便利。泰戈尔是一位具有较为完善的哲学思想的作家，他的人格哲学，是通向他的诗歌殿堂的一把钥匙；要考察他对徐志摩的影响，就必须从哲学的高度着手，并从徐志摩的言论和诗歌中挖掘出能证明这种关系的例证，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徐志摩的思想和创作风格     

质疑与消解:从《欧游漫录》看徐志摩苏俄观之转变

《欧游漫录》所传递的苏俄形象投射着徐志摩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记录了他苏俄观转变的心理轨迹。徐志摩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对苏俄乌托邦提出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1920年代中国人对苏俄乌托邦的浪漫想象与革命冲动。其对中国政治道路、政治模式选择的仔细考量,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秉持的苏俄观和政治理念,在当时激进情绪鼓胀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注定了无地自由的尴尬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