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以《习近平用典》为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明沃土之上,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习近平用典》一书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词句点缀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论述中,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钟情与重视,体现了其深邃的思想智慧和高度的文化自信。从治国理政、社会治理、仁政为民三个维度阐释习近平用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强大动力,对于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并探掘出更多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与实践进路提供了合理借鉴。     

论儒家思想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

儒家思想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等丰富的价值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儒家思想文化精华,结合时代风貌,延续了其中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内涵;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人民发展需求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滋养的基础上,其时代价值必然日益凸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与实践路径。厘清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心意蕴、维度和限度是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点与难点,是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治国理政的文化资源、人民中心的“两创”导向作切入点,应成为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维度。社会物质条件、历史差异性和价值有限性,构成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限制因素。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立足于维度和限度,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凌叔华“出轨”小说与“后五四”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时代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书记本人躬身表率,将先贤圣哲智慧付诸治国理政实践。习近平文章、讲话中经常引用中华传统典籍中的精妙用语来画龙点睛,发人警醒,其用典不仅风格特色鲜明,体现了文化自信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具有强烈的现实导向和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变迁及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典范。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经历了1949-1956年批判改造、1957-1978年逐步僵化、1979-2012年拨乱反正与批判继承、2013年以来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四个阶段。通过整体梳理其关系与态度的演变历程,可以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始终保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度自觉性、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治国理政实践等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能够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提供有益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连绵不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传基因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有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需要加以研究和提炼。     

法治视野中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定位与智识资源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为核心内容与保障条件。治国理政的中国道路必然以强化国家竞争力、防止国家衰败、促进人权的保障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善治、强化执政正当性为目标。建构以法治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统摄之下,实现西方法治理论、国家治理理论的积极成果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汇流与融合。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政治哲学维度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充分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植根于我国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政治文明理念高度契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作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建立在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民本与民主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认识前提,廉政与廉洁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谋求的政治生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是其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新飞跃——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主题主线、价值视野和历史地位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涵丰富、思想深邃、视野宽广、指向鲜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丰富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新飞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深入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统领,深入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当代中国现代化新境界,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题主线;遵循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把创造性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性吸纳世界多样文明有机融合起来,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视野。     

儒家传统“礼”的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传统“礼”通常被用来教化个人修养、协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治理和服务国家统治。儒家传统“礼”不断接受洗礼,历经“礼”的萌芽与形成,“礼”的完善与宣扬,“礼”的传承与创新,其蕴含的进步思想对当今“治国理政”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从个人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公民优良品格提供了文化基石;从社会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当代和谐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从国家层面,儒家传统“礼”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要对儒家传统“礼”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到根植于民,坚持以文化人,培育民众优良品格;理路并举,坚定文化认同,推进社会和谐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哲学创建简评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历史阶段,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家园,而建设当代中国哲学是建立思想家园的核心。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既要注重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也要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李泽厚用"情本体"试图重新建构内圣外王之道;张立文的"和合学"旨在化解人类面临的价值冲突;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试图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重建当代中国哲学,他们都为建设当代中国哲学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理论蕴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雄伟气魄、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站在时代前沿,以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从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高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新论断新论述.首先,从个人、社会、国家和人类四个层面,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其次,从各个方面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最后,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在理路、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大飞跃、大突破.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

时代发展要求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内生性优势,同时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敷所需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解决社会问题要理顺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摈弃人治、依靠法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作用;治理的方法上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政府主导并服务于这种公民自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的协调一致。     

从人文理性到心性哲学

基于佛教中国化历程的考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特质。研究认为,在中国固有的人文理性这一文化基调的引导下,佛教文化本土化并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向心性哲学层面的深度拓展,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唐初、五代末宋初、明末、民初,这4个阶段的中华文化特质主要表现为人文理性的拓展与心性哲学的深化。     

公共空间培育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濉溪县临涣茶楼“和谐茶室”为例

广大农村地区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条件。受传统宗族观念、家国情怀和邻里互助文化影响,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在基层社会构建公共空间、培育场所精神,需借助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加快乡村治理政策的落实。公共空间培育能够化解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纠纷和难题,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实践论》《矛盾论》

文化哲学建设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不短的历程,尽管还存在着诸多疑问和争论,但是,面向中国文化特殊性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文化视域已经在哲学层面上生成。在文化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提炼、概括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穿透了中国传统治理理念的神秘外壳,消弭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沟壑,重铸了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领导力量。因此,在文化哲学视域中,笼罩在《实践论》、《矛盾论》之上的一些历史尘埃可以得到澄清。     

论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据

培育具有强大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想保障,而且本来就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激烈的思想文化交锋、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共同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道路。     

在崛起背景下构建中国自己的外交哲学

随着中国崛起,如何立足过去的历史和传统、面向世界和未来,构建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的、新型的中国外交哲学,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以中国崛起作为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背景,阐明了中国崛起的事实依据、中国过去的外交哲学观念的主要特点以及崛起对于构建中国新型外交哲学的意义;然后论述了对外交哲学概念的认知并界定了外交哲学的基本概念,认为外交哲学事实上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哲学观念和世界观念在外交领域中的反映。文章着重阐述了“超越西方”是构建中国外交哲学必然要求的观点,以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立足传统文化资源以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内容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