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美联储政策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扰动因素之一，这种扰动同时具有隐蔽性和异质性特征，由此使得各经济体货币政策制定面临复杂的协调难题。鉴于此，本文在测算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29个经济体溢出效应基础上，构建国际政策协调或非协调模型，同时通过逆推的方式识别在协调或非协调情形下的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规则，并以此为基础测算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规则协调与否的福利损失。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美国紧缩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降低全球通货膨胀，但却导致部分经济体产出缺口下降和宏观杠杆周期上升；第二，美国货币政策向受其货币政策牵引更大的经济体输出金融风险；第三，当受美国货币政策牵引更大的经济体采取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时，美国货币政策对该经济体经济周期的负面影响以及货币政策福利损失都得到较大改善。结合各经济体特征可以发现，加强政府对经济体内部的干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可以降低美国货币政策对各经济体的负面效应，并以较低政策成本维护内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也为各经济体应对外部货币政策冲击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比平稳更重要

 本文将消费习惯引入Lucas (1987)模型,采用农村五等份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数据进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 消费增长比消费平稳更重要,且收入等级越高,这种相对重要性就越突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一定时,两类福利成本之比随习惯强度变化的轨迹呈倒U型; 习惯强度一定时,两类福利成本之比随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大而递减。相对于其他等级的收入户,促进消费增长的经济政策为高收入户带来相对较多的福利,而平抑消费波动的经济政策能为低收入户带来较多的福利。因此,政府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同时,也应重视消费波动给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福利成本。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研究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如何纾解疫情不利冲击以推动国际贸易步入复苏的快车道,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亟需共同应对的重大议题。本文基于跨国月度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在一般均衡条件下探析其贸易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跨国进、出口贸易活动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进、出口方双边层面的关税等价转换结果来看,疫情所引致的进、出口贸易遏制效应分别相当于加征0.175%~5.913%、0.186%~6.275%幅度的关税;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主要通过加剧供需端冲击、引发贸易壁垒、催生不确定性风险等渠道对全球贸易造成负面影响;基于一般均衡贸易影响(General Equilibrium Trade Impact,简称“GETI”)框架的反事实分析显示,消除新冠肺炎疫情在跨国范围内能够带来0.3%~3.48%不等的贸易福利改善效应,中等收入经济体从中获得的贸易收益略大于高收入经济体。本文有助于丰富和拓展流行病学、国际经济学等交叉领域的研究内涵,同时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卫生治理亦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福利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城市（镇）不同收入阶层1999年至2008年的支出结构数据及现金收入和支出统计状况,测算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②和所得税额;利用跨期消费决策的两期模型,构造居民消费效用函数,即消费者的福利函数,测算出我国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福利损失（成本）。结果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符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时间偏好不同,收入水平越低越倾向于当前消费;流转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效应,而所得税的累进效应,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效应不明显,使得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够。     

中国国民总效用函数的构建与估计

 基于消费效用和资产效用的假设,证明了居民在消费和投资分配上最优均衡点的唯一存在性,由此构建居民微观效用函数;结合反映分配的洛仑兹曲线进一步推导出国民总效用（GNU ）函数一般形式,利用统计数据估计出中国国民总效用函数,并进一步计算出历年中国国民总效用（福利）的增长情况,分析其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差异及原因。结果显示中国历年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国民福利的同步增长,其原因包括居民收入分配不均、消费比重下降、物价上涨等。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测度和贸易利得分析

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单边发起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双边部门层面贸易流分解框架与地位和参与度指数,采用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通过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按照国别和产业部门进行分解,并测算中美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分工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在国家间流动,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居高的重要原因;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严重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值贸易差额的比重约为74.36%;中美两国贸易利得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中国获利能力远低于美国,属权贸易利得占出口额的比重均值约为47.39%。     

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就业：替代还是互补？——基于22个经济体数据的经验分析

机器人技术的兴起给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本文基于2008—2019年22个经济体分行业数据，探究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互补效应，以经济水平、人口特征的分组回归均支持这一结论；分行业看，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效应差异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机器人使用程度是决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影响效应的关键因素，机器人使用程度低的经济体中互补效应占主导，机器人使用程度高的经济体中替代效应占主导。此外，机器人应用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一方面，机器人应用会对劳动力就业产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正向挤出效应和逆向虹吸效应；另一方面，机器人应用还会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传导效应对价值链上下游经济体的劳动力就业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结论为在“稳就业”背景下合理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     

基于福利视角的黑龙江省居民消费增长对策研究

黑龙江省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以投资拉动为主,消费持续低迷,居民福祉不高,因此从福利视角研究居民消费增长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建立宏观经济系统的联立方程,深入研究制约黑龙江省居民消费增长的问题,发现目前黑龙江省生活物资匮乏,投资率过高,经济体的自身协调能力欠缺,社会福利难以改善;提出应采取着力提高居民收入,降低企业准入门槛等措施,真正实现促进消费增长,提升福利水平。     

公平分配与居民福利——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分析

居民收入水平不同,恩格尔系数也不同,因此收入分配对社会总体恩格尔系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基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证明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递减,并且当消费函数为线性或近似线性时,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恩格尔系数。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居民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递减且消费函数为(近似)线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居民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升高对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贡献率为22%),从而出现"分配越不平等,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越高"的矛盾现象。因此在使用总体指标评价居民生活水平时,收入分配指标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必须兼顾才能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三区域产出溢出反馈模型基础上构建出衡量中美经济增加值和就业联系的测度方式,全面透视了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依存关系。结果发现：①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国最终需求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在近期存在下降趋势。同时,中国的最终需求为美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而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的就业影响在近期处于下降阶段。②就双边贸易而言,中美贸易对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具体到产业渠道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影响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纺织服装以及皮革制品,批发贸易（汽车和摩托车除外）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主要影响美国的法律、会计、总部及管理咨询,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作物和畜牧业,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     

中国对美加征反制关税的进口贸易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本文以2017—2019年HS8位码进口品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对美加征反制关税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发现,对美加征反制关税显著降低了中国自美进口额,尤其对自美农食产品、非GVC贸易及一般贸易进口额的负向影响更大。从影响渠道看,第一轮关税反制通过降低自美进口量和平均进口价格对自美进口额产生负面影响,而第二轮关税反制仅通过降低自美进口量对自美进口额产生影响。第一、三轮反制关税成本由美国对华出口企业及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来共同承担,而第二轮反制关税成本全部转嫁给了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中国从其他 国家(地区)的进口替代可有效抵消由第二轮关税反制所引致的自美进口额及进口量下降,但无法完全抵消由第一轮关税反制所引致的自美进口额及进口量下降。此外,加征幅度越大的关税反制,其对自美进口额、进口量及平均进口价格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基于广义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构建了多区域假设抽取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有助于提升自身对各行业的增加值消费,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增加值贸易以及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2)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对不同的国家影响不一样,对美国、日本的增加值进出口影响较大。(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各行业增加值贸易的效应大小并不一致,部分行业的作用大于其他行业,例如农、林、牧、渔业的内部效应大于其他行业。根据以上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增加值贸易,其他国家也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另外,在采取进出口税率调整等政策扩大增加值贸易时需要注意行业的差异。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隐含碳研究

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采用WIOD提供数据计算与分析了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讨论了GVC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的出口隐含碳排放主要来自出口国内碳排放,进口国在消费者责任原则下承担主要的碳排放责任;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主要处于碳排放转出地位,但碳贸易条件有所改善;参与GVC分工是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出现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是中国调整出口隐含碳排放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与GVC视角下的计算结果相比,基于MRIO模型的计算结果高估了中国出口隐含碳、碳排放转移规模以及碳贸易条件指数的实际水平。本文的创新在于将总贸易核算法应用到对外贸易隐含碳的研究领域,改进了传统对外贸易隐含碳的计算方法,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分析贸易隐含碳排放特征及其碳排放责任。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结构分析与主导因素识别——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了2001—2014年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单位出口获利能力低于美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使得两国的贸易结构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在对增加值贸易构成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并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下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外最终需求、生产网络上游因素分别是推动中国和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的主导因素。此外,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扩大主要是由生产网络上游因素驱动的,生产网络外最终需求则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多元化匹配,进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全球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与非对称冲击分析——基于扩展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

将全球流动性、全球工资水平、美元汇率、国际资源品价格、全球经济增长等因素引入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各变量对全球通货膨胀影响的变动状况,分析了美国和中国CPI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全球流动性是全球通货膨胀产生的最主要驱动因素,其次是美元汇率、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资源品价格,三者具有持续且稳定的影响力。中国需求因素影响逐渐增强。全球工资水平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明显。美国CPI的重要推动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CPI的重要推动因素是经济增长率和国际资源品价格。     

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综合就业效应测算

文章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出发,通过构建2012年和2015年中国区域-世界投入产出嵌套表,结合增加值贸易的就业投入系数,测算并比较分析了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就业创造、就业溢出和就业反馈效应。结果显示:考察期内中国区域增加值带动的就业效应主要源于国内贸易,且从发展趋势来看,对国内贸易带动就业的依赖程度在进一步上升;中国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就业效应多表现为就业创造>就业溢出>就业反馈,其中直接带动的就业创造效应开始减弱,间接带动的溢出及反馈效应成为区域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整合优化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作为就业"稳定器",稳步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作为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和促就业的"助力器"。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进口冲击与中国企业创新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基于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整体上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优化了企业的专利申请结构,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无显著影响。②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内资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总产出增加是由于高质量创新（发明专利）与低质量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同时显著提升导致的;外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下降是由于低质量创新显著下降、高质量创新变化不显著导致的,对低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高生产率企业。③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增加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为了应对美国进口冲击,中国企业积极应对,增加研发投入支出、优化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加快高质量创新,从而产生了“逃离竞争效应”。     

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与事实

尽管国内价值链战略被视为助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受制于忽略异质性的不足,已有研究很难进行企业层面的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汲取增加值贸易与微观计量的双重优势,整合2002年、2007年、2010年、2012年省(区、市)间投入产出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海量信息,构建了一个可以连接新新贸易理论与国内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大幅提升,但是提升背后隐藏着偏好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倾向;进一步考虑贸易类型、区域空间与所有制差异,也未改变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上述倾向;由于在位效应(存活企业的平均加权变动)构成了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偏向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主要原因,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整合存在着循环累积的低端陷阱。本文的以上发现不仅补充了国内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同样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实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