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退出-呼吁”理论的新视角

公共品供给不仅与村民收入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国“十县百村”1 981位村民的调查分析表明：（1）村民会出于对村级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反之,退出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2）不同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也会采取不同的选举行为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个人收入来源、受教育水平、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选举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组别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很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需要农民合作才能解决,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践为研究农民合作难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84个行政村的调查,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项目因素后,影响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社区特征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对集体行动没有影响。相关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公共品供给与村民的动员机制

以三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案例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在国家资源输入背景下，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对村民的政治动员。研究发现，当村级组织可自主支配资源时，利益博弈逻辑会主导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村民动员具有自发性；如果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程序，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就会显示出较高的程序正义逻辑，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也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与之对比，如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取与村干部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依靠村干部的长官权威，这种动员形式可能是不稳定的。因此，村社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可以重建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为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创造制度性的条件，避免政权的“悬浮”，同时可以激活村庄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对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的影响研究

农业灾害的防治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而农业减灾公共品的供给与农业灾害的防治紧密相关。据此以湖北省27个行政村的517份农户问卷为研究样本,运用因子载荷分析法选取了农村社区治理中影响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的14个因子,并进行了归类。然后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法(SEM)确立了这些影响因子与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之间的路径图及影响系数。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管理能力、减灾政策支持、民主决策、集体行动力等因素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有正向影响,经济建设水平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有负向影响;村民素质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没有显著的影响。     

谁是供给主体：政府、行政村、村民小组——山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山区乡村由于地域广阔性和分散性的特殊自然特征，使村民小组社区比行政村为单位的乡村社区或政府，更有条件充分发挥“体制外”的社会资本供给公共品的积极性，弥补国家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暂时困境。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村民小组社区供给公共品的积极作用，离不开政府和村级组织在技术、组织、协调、资金等方面的积极支持。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信息平台建设与农村公共品项目的优化———对浙江萧山案例的考察

由于缺乏需求偏好的有效表达机制,当前政府主导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项目难以克服供求错位的困境,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浙江萧山地区的实践证明,公共品的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公开化的信息反馈,不仅可以强化农民以村庄为单位的参与和讨论,降低政府各部门搜寻信息的成本,促进项目指标的公平分配,而且能够有效抑制权力寻租,阻止基层代理人操控信息以自利的行为,进而节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促成供需的均衡。从运行机理上来看,农村公共品的信息化供给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困境与实践方向

农村公共品可以说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基础,国家也通过转移支付资金、“一事一议”政策等来支持公共品供给,实际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仍然不足。笔者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公共品供给困难主要是由于制度的规定性与当前农村社会基础的偏离所致。要解决公共品供给困难的问题就需要增强村集体组织的力量,以农民合作的方式实现公共品供给的目标。     

林业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路径选择分析

在林业公共品供给市场化的改革中,应着眼于建立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复合调节、职能互补的制度框架,完善林业公共品的供给对策,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补偿制度,并逐步完善以市场为补充的补偿机制;统一林业公共品定价以体现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林业公共品供给多主体趋势可避免由政府单一供给林业公共品过程中产生的"寻租"现象及较高的交易成本;林业公共品市场的创建将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更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和更多的林业公共品供给;开展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乡村关系 ——以苏北个案调查为例

以苏北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分析苏北地区乡村关系的现状,指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效果不明显,村委会对乡镇政府仍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必须推进培育民间经济组织,增强农民及村干部的主体意识;加强乡镇之间、村庄之间的合作交流,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绩效评估及政绩考核等进行明确定位;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应该改变以往＂一包揽＂的管理方式,积极吸引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参与供给。     

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关系国土生态环境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安全。基于陕西省的黄陵县、黄龙县、镇巴县和紫阳县257个村级“生活污水、厕所设施、生活垃圾回收、废旧农用设施回收”四类生态型公共设施的调研数据,利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测度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并采用Tobit 模型探讨影响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经研究发现,陕西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普遍较低,样本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平均仅为0.039 8;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只有本村常住户数、外出务工占比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而其他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交通状况、居民聚集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本村常住户数规模越大,农村的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越高;外出务工占比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抑制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建议通过乡村振兴吸引农民工本地创业、就业,提高农村常住人口数量,进而提升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探析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和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主体,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履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加强农村重点领域的公共物品供给,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划分;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民主、科学的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保证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健全农村公共物品法律保障机制,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化、法律化。     

我国公共产品民营化中的“去公共性”现象研究

我国公共产品民营化价值取向扭曲,出现了"去公共性"现象,引发了公平性危机和公共责任危机.表现为政府在相关领域的财政投入不足、部分供给主体的"利益偏好"和部分企业重视经济利益而忽视大众利益.我国教育事业、经济适用房、高速公路收费民营化中出现的"去公共性"现象,主要有理论、技术、企业和政府方面的原因.从强化公共产品公共性的价值理念、加强政府责任、健全法律制度等方面对凸显公共产品民营化中的"公共性"问题进行了几点思考.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与地区间供给差距研究——对税费改革前后相关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差异是农村公共服务地区差距的本质体现.运用对江苏、四川、河北、吉林和陕西等五省100个行政村的跟踪调查数据,测算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及其不同供给模式的“基尼系数”.结果发现：自税费改革实施以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地区差距逐步缩小,政府供给模式具有向贫困地区倾斜、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村庄自我供给模式具有明显的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政府＋村庄”联合供给模式具有持续增强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     

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供给

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和保障。但是,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在传统的一元供给思维和以政府为中心的供给体制下出现了“高原现象”,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元供给已经成为可能,而多元供给体制的建立必将成为有效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新途径。     

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均衡分析

我国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呈现出整体上的从东到西梯次性失衡以及区域间的同一地域失衡和结构性失衡并存的犬牙交错的格局,这也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有关。本文通过对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描述以及这种不均衡状态危害的阐述,得出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的对策。通过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强化公共部门的支出管理,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合理把握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次序和寻求政府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等方式,实现公共产品的合理均衡供给。     

蒂布特模型启迪下的可流动公共产品供给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乡公共产品统筹供给的关键时期,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蒂布特模型是关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理论研究,其政策含义是政府要采取促进居民流动的方式来提高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由于该模型所作假设的现实性较弱,其结论和应用有一定局限性。根据流动程度,可以把公共产品划分为可流动公共产品和不可流动公共产品两类,可以通过可流动公共产品的流动来提高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中国目前在城乡可流动公共产品优化配置方面有较大发展空间。     

公私物品的逻辑

关于公私物品的逻辑体系应建立以资源稀缺性为基础的新框架.资源稀缺性要求明确界定在消费博弈中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关系,公私品就是这种权利关系的契约.以"排除他人不支付市场价格行使消费权利"定义排他性,将有无排他性作为区别公私品的单一标准,公私品就分别是具有非排他性、排他性契约的物品.公私品的性质是主客观、供求等的逻辑统一,是连续动态变化的量,一般物品都是不同程度公私混合的物品.也可从组织内外和供求关系两个新视角对公私品进行分类.公私品相互转化的实质是排他性价格的变化,取决于必要和充分条件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的共同作用,这主要是供求关系变化和产权界定成本收益之间的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种转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