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规制困境与治理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扼杀式并购逐渐成为大型数字平台维护其市场力量的重要途径。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在消灭潜在竞争威胁的同时，更会破坏市场未来的可竞争性，最终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发展格局。我国现行的反垄断制度框架在规制此类行为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使诸多具有反竞争效果的扼杀式并购游离于反垄断审查制度之外。基于我国的政策考量与实践经验，有必要完善我国的并购申报机制与竞争损害分析工具，以及时识别扼杀式并购行为；同时，建立事后并购调查规则，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实现维护市场有序竞争的反垄断规制目的。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风险、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因为其网络外部性和双边市场的特性快速发展.大型互联网平台经历了从依靠创新开辟市场,到使用"价格战"抢占市场,再到利用并购拓宽市场的过程.然而,互联网平台的并购行为因数字市场的特点存在反竞争风险,其中初创企业并购可能消除竞争和创新,而跨领域并购则强化了互联网平台的市场力量.现行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制度在规制互联网平台并购行为时存在着申报标准不合理、竞争效果评估困难和处罚力度过小等诸多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应当从立法层面建立综合性申报标准、推定互联网支配地位企业并购行为违法制度和提高处罚力度,在执法层面革新竞争效果评估方法,以完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     

大数据驱动型并购的事先申报制度研究

大数据的价值创造力已经得到共识,这种共识促使大数据垄断者将并购数据密集型企业作为一种主要战略手段.根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企业并购达到一定规模应该事先向反垄断执法部门提出申报,以降低集中行为带来的竞争损害效果.但被兼并的企业由于大多是数据密集型初创企业,还未产生营业额或产生的营业额较低,未达到并购事先申报的要求,从而成为...     

论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

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是平台商业模式下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一种特殊情况。现行反垄断规范发端并适配于实体经济,面对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规制困境可主要归结为事前申报中标准涵盖局限、实体审查中违法性判断受干扰、包容审慎原则的适用缺乏制度环境等原因。欲有效规制,需要通过适用切合平台模式的复合型指标、落实主动调查制度与标准实施评估制度,构建综合性申报体系;通过直接证据法的类型化及其分层适用、识别潜在竞争者的裁量基准的设定、限制性条件的设定,排除实体审查的障碍;通过回应性监管模式的构建及其附随的制度安排,更好地贯彻包容审慎原则。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反垄断规制经验与启示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分配,其具有引起垄断的趋势。为了实现市场公平、有效竞争,合理配置资源,必须完善法律对外资并购垄断的法律规制。其中的核心内容包括涉及反垄断方面的审查、国家安全审查和行政特许方面的审查。由于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可能会引起经营者集中,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投资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行政管理机关申报,未申报则不得实施并购。同时,立法文件中有对于国有企业保护的考量,并将其作为反垄断审查的重要内容。从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考察,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必须遵守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保证并购市场的公平。在各项审查标准体系构建方面,不仅要考虑制度的社会调整功能,还要考虑与国际标准接轨,同时要坚持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     

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结构性救济

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损害竞争的根源在于平台兼具双重身份以及多业务线扩张引发的企业结构变动。反垄断执法机构惯用罚款与行为性救济，意图通过震慑、纠正违法行为的方式救济竞争损害。但这些传统解决措施在平台经济中震慑力减弱、适用难度加大，难以起到救济效果。因此，契合平台企业滥用支配地位行为损害竞争根源的结构性救济存在适用空间。现今，结构性救济虽然被学界与执法机构广泛质疑，但其与行为性救济具有互补性，不应被回避甚至忽略。反垄断执法机构应积极探索通过适用结构性救济规制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路径：首先，结构性救济的适用应遵循后置、综合适用，分类分级适用，正视适用成本的总体思路；其次，反垄断执法机构应明确结构性救济适用的主体、客体、情形及可行性评估标准，明晰管理手段，从而更好地回应有效救济平台企业竞争损害的紧迫需要。     

基于小肥羊收购案的反垄断法程序分析

小肥羊收购案引发关于相关市场的确定和经营者集中控制审查等反垄断法程序规则问题.我国反垄断法实体规则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司法实践中需依赖反垄断执法部门依据自由裁量权来制定评判标准,采用的实质性减少竞争的实体标准规定不明.程序规则在反垄断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在反垄断立法中主要体现为反垄断执法机构通过制定和适用程序规则来指导反垄断法执法活动.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程序规则主要包括经营者集中申报和审查办法,这“两个办法”对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和反垄断审查程序均作出明确规定,有效地指导反垄断法的实施.     

平台链接封禁行为的规制困境与制度因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不合理的平台链接封禁持续存在,不仅妨碍用户的通信自由权,还会排斥其他经营者,损害了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具有反垄断的必要性。当前,平台链接封禁的反垄断法律规制呈现出“相关商品市场”范围不确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难以开展交易”损害后果认定存疑、责任认定标准模糊等现实困难。为了建立数字平台链接封禁行为规制制度,应从制度建设、执法完善、行业自律和用户监督等环节入手,通过增加“超级平台”条款、强化平台中立义务、完善事前事后监管、加强社会监督等措施,规范平台市场行为,助力市场稳健运行。     

超级平台跨市场竞争损害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超级平台伴随数字经济蓬勃而生,在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竞争问题,其中跨市场竞争损害问题成为当前反垄断规制研究的新热点.平台深化其业务分工,以吸引更多用户群达成多元化建设目标,形成相互关联的平台生态系统,并通过生态系统将市场力量传导至其他相关市场,阻碍、排除其他相关市场的正常竞争.而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传统支配地位规制框架暴露出相关市场界定困难、支配地位与竞争损害发生市场不一的缺陷,无法有效规制跨市场损害行为.因此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引入跨市场优势地位规制条款,设置典型滥用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规范,对竞争损害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同时,设置抗辩条款并研究配套实施细则,保障平台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发展.     

关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的思考

本文依据《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就“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收购行为属涉及中国的两个境外企业的并购,应向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并就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该项并购行为及外资并购中国知名企业处理办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之困境及克服

自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研究者多关注反垄断法的公共实施而忽视私人实施,且《反垄断法》中对于私人实施的规定也过于简单,缺乏明显的可操作性。然而私人实施有利于调动各方力量与各种非法垄断行为作斗争,培养良好的竞争意识和竞争环境。因此,应注重和完善《反垄断法》在民事责任的性质、承担方式和赔偿以及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实体和程序方面的研究与制度建设。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反垄断应对:欧盟经验与中国路径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公平竞争成为时代潮流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实施反垄断治理,实现公平竞争,是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破解的课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引发的垄断典型问题有价格平价协议、算法合谋、拒绝数据开放等。针对这些问题,欧盟形成了一些反垄断经验,包括制定反垄断协议规则、对算法合谋和数据开放进行规制等。借鉴欧盟经验,我国可以从以下路径出发进行反垄断治理: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竞争政策、建立算法合谋识别机制、明确竞争要素数据的法律地位、加强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     

职业体育运动中的反垄断问题

针对职业体育运动中的反垄断问题,指出职业体育运动作为一项产业,必然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我国反垄断法没有对职业体育运动实施反垄断豁免。职业体育运动中的反竞争行为主要表现为资方卡特尔、滥用垄断地位、联合拒绝交易、并购、行政性垄断等。鉴于职业体育运动既竞争又合作的特性,反垄断法对这一领域竞争者之间的联合行为,应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     

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与公平竞争审查之实施

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使命,理解公平竞争审查基本原则时应对此加以考虑,尤其应处理好“竞争优先”与“竞争中立”的关系。某些国有企业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可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者,因此会成为公平竞争审查的责任主体,在此情形下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应注意审查方式的选择,将国有企业的自我审查和竞争执法机构的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有可能受到公共政策的专向性特殊对待,这应纳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覆盖范围,同时也要求在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时给予特别考虑：一是在实体标准上应以合法性标准为核心,以合理性标准为补充;二是在审查程序上应借助利害关系人参与机制,发挥利害关系人的监督制衡作用。     

论企业并购后的整合策略

合并和收购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商业实践中,企业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企业并购后整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目的在于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企业并购后整合面临着如何选择整合水平、如何确定整合速度、如何弥合文化差异、如何解决人力资源、如何进行有效交流五大关键问题。整合水平选择必须考虑合并双方的任务特征、组织文化特征以及政治特征,整合速度需由参与并购双方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异质性决定,文化差异弥合可以采用“ 3I策略”和“ IASD模式”,人力资源问题应根据具体问题采取特定措施解决,有效的交流则要求在整合启动的时候制定详细的沟通计划。     

反垄断法规制企业合并的控制程序比较:美国与德国--兼评《反垄断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合并带给市场的最大危害莫过于垄断问题.对企业合并的控制程序成为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通过比较美国和德国反垄断法规制企业合并的控制程序,也许可以从中找到完善我国反垄断法规制企业合并的程序方面的思路.     

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法规制

企业合并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但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控制,部分企业可能利用企业合并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中企业合并制度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企业合并的豁免制度规定的过于原则,申报标准缺乏明文规定以及执法机构设置不合理。而完善这些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完善企业合并的豁免制度,量化申报标准和确保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的独立性。     

平台共治视角下个人信用保护的范式转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基础制度,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目标。平台企业参与的信用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治理创新,始终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平台企业成为信用治理的关键枢纽,个人信用保护面临信息处理边界不清和信用制度利益失衡的困境。必须仔细探寻个人信用保护困境背后的理论根源,防止信用共享共治异化为信用管制。现行信用法律制度在权利归属、程序设计、责任机制方面均存在空白,导致个人信用仅构成一种反射利益。传统权力制约范式难以回应数字时代的个人信用保护需求,新型信息权利是解决困境的根本,数据流通规则有助于解决权利成本过高问题。应当围绕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体系,完善数据流通规则,重建个人信用保护的法律框架。首先,必须明确界定信息的敏感程度及其信用评判价值功能,并对信用领域的信息处理行为适用层次化同意规则:针对有利于信息主体的正面敏感个人信息采取单独同意与资格准入规则,适用责任规则;针对不利于信息主体的负面敏感个人信息一般采取禁易规则,基于公共利益目的除外。其次,信用领域数据流通的商业实践要求转向行为风险规制模式,实施以合同为中心的支配规则,适当运用特别规则强化个人信用保护力度。其中,平台与经济组织之间的数据流通应当在同意规则以外,增设标准合同文本、平台责任强化、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三类倾斜性保护措施。平台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数据流通应当确立以主体责任和救济机制为关键内容的流通秩序。     

并购绩效与政企关联

并购重组作为企业扩张与改革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以我国2011—2013年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比研究法和因子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从盈利、每股指标、偿债、运营四个方面对公司并购前后的绩效进行评价,并从政企关联角度出发,研究政企关联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企关联与企业并购绩效负相关,且政企关联强度越大,并购绩效越差。指出政企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降低并购后资源整合的效率,旨在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