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一元化传播体系的奠基——韩非子传播思想研究

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其传播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传播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韩非子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人性自为论”和“君权中心论”的基本假设之上。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韩非子建构了一个以“法”、“术”、“势”为核心,“法术之士一国君、国君一臣子、官吏一民众”这三个层次自上而下的社会传播体系,体现出高度一元化的特征。     

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因俗而治”型政区:中国历史上“一体”与“多元”的空间互动

任何政权条件下的行政区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表现,是为当时的统治集团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提供组织保障的空间格局。古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大一统政治结构的持续追求,正是这一追求导致了其政治统治区域内多元性的存在。“因俗而治”型政区的存在、发展和演变,为“政治一体”与“社会多元”的互动提供了空间构架,也使“一体”与“多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实际的共生关系。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凤凰与早期中国理想士人人格的赋形

西周初形成的天命观以君权神授、以德配天为核心内涵，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凤凰被形塑为传达天命的使者，代表天临鉴人间君王之“德”，并成为“明王”的预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凤凰的知识和信仰被转换、改造，用以建构和形塑理想士人人格。孔子将“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将“德”由政治面向的君王的德行转换为人性面向的士人的德性，将天命转换为理想士人人格合理性的来源，同时将凤凰出现与否和君子的穷通联系起来，将其形塑为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的形态与仁、义等德目的对应关系随后也被系统地建立起来。屈原虽不言天命，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思考没有超越周初的天命观，而且，他极其关注士人的人格，张扬凤凰被放逐、被囚禁以及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将其形塑为洁身自好、取义成仁的骚人人格的表征，透露出士不遇的焦虑，这得到了宋玉的发扬。汉代士人则基于时势的体验，主张“知命”、“委命”，建构适应大一统的新君子人格，潜藏着吁求君德和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基于环境判断或远翔或降临的凤凰被形塑为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的新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虽被不断形塑为不同内涵的理想士人人格，但都潜藏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不遇焦虑的...     

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

政治合法性针对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问题,它是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虽然中西都有悠久的政治合法性成文史,但政治合法性理论直到近代才兴起,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缺乏相应维度。古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是君权神授。这表现在中国古代,则有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其中有三个要素:天命、君权和民心。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合法性结构,且天与民对君权也能产生有限制约,但实际上,由于君权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架空了天命,致使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无法实现其初衷。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元代国家语言治理

语言治理是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并行的治国方略,是解决稳定和发展的国家手段。元代的国家语言治理采取“内蒙外汉”的“双语文”制度,该制度型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语言融合景观。元代国家语言治理是“大一统”政治实践的结果,“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宜施于用”等治理方式,其核心是奉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多元文化政策,这客观上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发展。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 文化探析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以儒家为代表的“重民”思想和法家“一刑”思想发生发展的产物。它既是“庶民”“无奈”的政治诉求 ,也是封建君主所着力营造的氛围 ,其目的在于维护“君”的利益和统治 ,而非“庶民”的基本权利。“君”的例外以及各级官僚和贵族仿而效之 ,使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可能真正得以贯彻     

儒学制度化的内在机理及其历史评价

儒学制度化是中国历史上理论与政治权力互动的产物.它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情结,是古代士人和封建帝王在文化选择上的契合.它所促成的儒学主流地位客观上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广大,培育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社会教化的传统.     

孟子的士人理想与人格精神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圣王”政治 ,“为王者师”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对士人身份的最好设计。他认为“道尊于势” ,君师人格平等。其实质是向王权争回士人做人的平等权力和人格独立。孟子“道”不行 ,开创了德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 ,追求以仁义化天下而“不知为之者”、“功成而不有”的人格自由与伟大。高扬士人人格的独立性与自由性 ,是他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叶适与荀子的思想关系

叶适对荀子虽多有批判,但在思想本质上仍继承其礼治主义的精神。两者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认识：(1)都属于儒家传统中的非主流派,其思想本旨和历史影响均着重在政治建设的领域;(2)都兼具现实理性和道德信仰;(3)都建立在对同时代诸家思想批判融通的基础上。荀子的本旨是把君王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纳入到礼治结构之中,但是实践的最高权限在君王身上,因而在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异变为君权专制。董仲舒等人企图借“天”的权威来制约君权,作结构性的补救;叶适则批判专权,予以修正;后来黄宗羲等人又发展出朴素的民主思想。由此脉络也可见叶适和荀子的思想关系。     

现代观照下的传统士人政治精神——以苏轼为典型案例

对传统社会士人政治精神的研究既有助于认识历史,也有助于反思现实。苏轼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一个典型,因而可以成为解析士人政治精神的一个窗口。在政治精神方面,苏轼独特又充满矛盾。他徘徊于道与王、仕与隐之间,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独立的倾向,但本质上并未超越当时社会和士人群体的藩篱。以此为观照,则凸显了在现代条件下重构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完成政治精神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浅析东汉士大夫忠君观

随着"三纲五常"伦理意识的不断加强,汉代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也有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本文从汉代士大夫忠君观的体现中,挖掘其深层的原因,从多种角度认识汉代士大夫的忠君理念。     

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多中心治理理论已成为有关政府改革的一个全球性话题。全球化推动社会政治过程的模式正从统治走向治理,多中心治理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诸多现象的重要工具,但其也有内在缺陷。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的战略任务,治理理论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只有在中国化的基础上,适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才能对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起到借鉴作用。     

魅力与祛魅：中国古代清官思想再反思

清官思想是中国社会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尽管时代变迁却依然延绵不绝。中国古代清官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士大夫的推崇和广大民众的敬仰;这种魅力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清官思想并非与现代社会水火不容,不应予以全盘否定。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清官思想,汲取其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并引导其进行现代转化,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     

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就其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进程而言 ,有着不同的理论表现。它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 ,但与民主思想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具有向民主思想发展的自然趋势。发掘这一思想 ,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