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主义国史观与国史理论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国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其中,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国史发展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方向。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的本质属性。国史理论是关于国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体系,它主要包括国史观、国史哲学和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国史理论建设立足于国史研究及其发展,建立在国史观和国史哲学基础之上。在国史研究中,国情调研和社会历史调查日益成为拓展国史研究领域和创新国史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陈云的国史观及当下意义

陈云在配合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坚持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给予了客观准确的评价，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国史观。陈云的国史观为当下国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依据。     

研究国史的思想指南──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国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如国史阶段的划分、标志及评价、经济建设所处的地位及原因、“左”倾思想产生的根源等问题，作了深刻的概括；对国史研究中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如工业及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外关系、我党与其它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等作了实事求是的阐述；在如何做好国史中领袖人物的评价上，也提出了不少指导性的观点。作者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对进一步做好国史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后汉书稽疑》:为“国史”修订提供学术支持的力作

扬州大学曹金华先生的力作《后汉书稽疑》一书于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对点校本《后汉书》作了全面系统和具体深入的考校,不仅为点校本《后汉书》的修订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而且对正在进行的"国史"修订和中国古代史的进一步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代皇权对国史修纂的全面干预

在中国史学史上 ,宋代皇权对国史修纂的控制和干预是全方位的。宋代通过一系列的制度程序把国史修纂的各个环节置于封建皇帝亲自审查和监控之下 ,从而影响并损害了史学的学术品格     

关于“国史”研究之我见

目前，“国史”研究已成史学界热点，成绩不小但也存在一种否定过多的倾向。要搞好“国史”研究，仍须解决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一）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满腔热情地歌颂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人们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二）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三）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国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以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

许敬宗是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和史官,曾经领导和参与了唐朝国史、实录等多种史书的修撰.对其修史,前人一向评价不高,认为虚美隐恶、曲事删改,违背了史学家直书实录的职业道德,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质疑,企图为许敬宗洗刷、开脱.本文则认为,无论从唐朝实录、国史修撰史和许敬宗个人品质来看,抑或从史料证据来看,许敬宗之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都很难否定.许敬宗篡改实录、国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与唐朝的政治现实、尤其与唐高宗关系至密.     

南宋修《四朝国史》考

南宋官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 ,编修时间长 ,参编人员庞杂 ,历来史乘未能详述 ,本文考察了修史始末及与编人员 ,解决了其中疑问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与国史研究的初兴

科学研究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为一种国家意志.国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初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应用和中国化,并逐步与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国史研究带有与中共党史研究相结合的鲜明特征,为奠定唯物史观对新中国历史学的指导地位,推动唯物史观的具体应用,以及本学科的自身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郭沫若、翦伯赞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其中发挥了倡导和引领作用.     

论《国史经籍志》

焦《国史经籍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有影响的一部书目，历来论者评价不一，褒贬悬殊较大。文章分析了《国史经籍志》的编撰背景和过程，认为其类例和著录在继承借鉴《通志艺文略》的基础上，也有较多的变通和创新：类例上，两者体系有别，子目增删调整较多；著录上，两者著录内容和图书归类多有不同。《国史经籍志》类例详悉，反映了古今著述源流和学术变迁，颇便查检。该目继承了古代书目类分图书方法的优良传统，并较好地处理了同类书的排序问题，它多彩的注释方法和丰富的注释内容，具有一定特色。《国史经籍志》之失在于著录草率、体例丛杂和类目繁琐     

徐中舒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和研究

徐中舒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在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多有创见。他也是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者与研究者,为抢救、整理、研究内阁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直接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内阁档案整理工作,是最早对内阁档案进行专门研究的史学家,撰写了内阁档案研究的开山之作,并为史语所整理档案工作留下珍贵记录。同时,徐中舒的档案史料思想,在中国近代档案史上也颇具意义。无论从近代史学史还是档案学史的角度,徐中舒对整理、研究内阁大库档案的贡献都值得重视与研究。     

《东观奏记》史料来源考索

《东观奏记》是唐代的一部重要杂史 ,其材料多为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著所采撷 ,故弄清《东观奏记》的史料来源就很有意义 ,通过考索基本弄清了这一问题。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纂修清史 ,应在《清史稿》原有基础上 ,改善体例、核实史实、摈弃正统史观、扩大历史内容 ,编成一部以纪、志、表、传为主要体裁 ,“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 ,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它应是二十四史之续编 ,而非撇开原有基础 ,放弃传统史体 ,另立新章之史书。其文体 ,宜用简易文言。字数宜控制在二千万字上下。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科举学学科与专学之争辨析

科举学研究性质之争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科举学演进与发展的历程,社会对科举学研究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关系等,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而非学科。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向各个学科开放,确立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将各类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中,使科举学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辽史》补正六则

《辽史》编纂草率 ,仓促成书 ,疏漏舛误极多。本文详核资料 ,指出 :述澜应为德祖撒剌之兄而不是其弟 ;懿祖子帖剌有子罨古只、辖底、偶思三人 ,其后代在《皇族表》中排列有错 ;睿智皇后萧燕燕父思温与萧同辈 ,在《外戚表》中 ,其一族应下降一世始合史实 ;道宗惠妃为驸马都尉萧酬斡之妹 ,驸马都尉霞抹之侄女 ;道宗女越国公主与酬斡在大安二年 ( 10 86)离婚 ,非为大康八年 ( 10 82 ) ;萧常哥加兼侍中之时在乾统三年 ( 110 3 )。本文涉及历史、校勘、音韵诸方面之问题。     

大同皇城气象刍议

所谓“皇城气象”,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阻山带河,规划郊畿甸服;二是高城峻垣,严闰魁闳;三是殿宇林立,楼阁云连;四是建坛庙以协皇极,筑寺观以礼仙佛;五是池沼苑林,林木花卉,望水云以刺舟,着裙屐而寻胜。此五者为“皇城气象”之必备,亦为构成“皇城气象”之物质基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