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间耶稣会士来华的背景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的二百余年间(16世纪80年代～18世纪末),我国对外交流史上出现了继魏晋佛学盛行和隋唐大量容纳外来文化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即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这次文化交流的规模、范围和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两次。它的承担者是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我国的文化在世界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自从15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在欧洲的确立,欧洲文化后来居上。这时,作为中西文化的沟通者和文化使者的耶稣会士把当时堪称世界最先进、最进步的新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播到了我国。耶稣会士通过传教实践,认识到在中国“…     

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

一、历史上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在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冲突和消纳。 1.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逐渐形成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文化和当时的“夷狄”文化,(即进入诸夏集团以前秦、楚、吴、越等边锤民族文化)彼此都以外来文化相对待。但诸夏在其武功征讨中同化了夷狄,同时又确认了夷夏文化之间的差别,看不起夷狄,认为“祝发文身”、“乱人子女之     

试论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有人说“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传入,就没有今天的日本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日本历史也就是对外来文化不断吸收的历史。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经历了农耕时代、大化革新、明治维新及二次大战后的大转变时期,而每一个转变期都与外来文化的传入浪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了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对促进今日中国改革开放,不无实际意义。     

“取珠还椟”与外来文化的输入及改造——略论陈寅恪之文化观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上 ,陈寅恪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基本学术立场。在具体操作方式上 ,他提出“旧酒装新瓶”和“避名具实 ,取珠还椟”说 ,前者意将中国文化的精华或本义注于新的文化形式之中 ,后者则提倡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而拒绝其中华而不实、不合中国国情的成份。而中国文化的光明前途则有赖于文化巨子对一时风气的推移和外来文化、传统文化被正确地改造吸收     

日本文化模式论

原生文化 (本土文化 )乃是构成“日本文化模式”的内在根据 ,它仍然活在今天日本文化的“背影”下 ,并决定着今日日本文化的基调 ;而外来文化一旦进入日本 ,都深深打上了日本“烙印”,经历了“日本化”变形。日本文化的发展 ,一方面坚持了本土文明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也多层次地引进吸收了外来文化 ,从而形成“绳魂弥才”、“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和魂美才”的文化发展模式。     

不断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努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加强建设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制定和遵循正确的原则,加强文化领域的智力、人才、技术引进工作,吸收外资进入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在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成果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要坚持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切实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学习外国与“全盘西化”之异

努力学习外国的经验,善于吸取外国的精华,历来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汉朝的鼎盛时期,唐朝的“贞观之治”,都是同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和文化联系分不开的。在当代,经济发达国家能取得今日之成就,也有赖于引进和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国际的和国内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一个不想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国家和民族,决不能闭关锁国,割断同外国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而要敢于和善于吸取外国的成就,用世界文明的精华促进本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远古至秦汉时代的中日交流

远古至秦汉,中日交流可分为四个阶段。截止到公元前1万年前,中日两国的旧石器表现出“文化相”上的相同,它是否是文化交流的结晶,尚需深入研究;此后直至公元前2500年,是日本列岛与大陆文化交流的间断期;时当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再度萌芽,且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春秋时期至东汉,中日文化交流臻于繁荣,不仅是物的往来,更重要的是人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六朝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正> 六朝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六朝时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活跃时期。本文根据有关考古资料与文献对此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做一概述。中日文化交流以往国内外有些史学工作者对3—5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江南地区与日本的交往重视不够,有的日本学者甚至称公元4世纪的中日关系为“空白的4世纪”,这是不科学的。现将六朝时期对日文化交流分述如下。1.中国文字和书法输入日本。据《日本书记》卷十四记载,百济人王仁带《论语》10卷、《千字文》1卷去日本,从此日本开始采用中国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段经历——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留英学生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上半期,留英学生在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对外努力翻译儒家经典、宣扬中国文化精神,撰写以中国为题材的学术学位论文,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传播中国绘画书法艺术,传授汉语知识,介绍中国本土宗教,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已构成20世纪上半期中英跨文化交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说明即使在国势积贫积弱、文化交流有逆差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也没有中断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且在充分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后生命力更加旺盛了。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20世纪上半期留英教育平稳发展的产物,也体现了留英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责任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条件,同时一战前后弥漫于欧洲的西方文化衰落心理为留英学生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创造了客观条件。     

论16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点

１６世纪以前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亚欧旧大陆范围内进行的,实现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包括使节、商人、宗教徒、游牧民族、战争等五个方面,其发展进程表现出偶然性、缓慢性、周邻性、在东亚邻国单向性辐射传播、接受以佛教为基本内容的外来文化和华夷观主导性等特点。虽然如此,１６世纪以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和世界发展进程仍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广西铜鼓概论

中央民族学院闻宥教授在50年代曾说过:“假如有人问,祖国南方一带兄弟民族古文化的遗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铜鼓。”现在如果有人问,广西古代兄弟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物是什么?我们同样可以肯定地回答,是铜鼓!铜鼓作为一种民族民间乐器,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就在我国云南中部地区产生,嗣后随着民族的迁徒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沿着大江大河分布到我国南方的广西、广东、海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和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广西是铜鼓最重要的分布地区。广西之有铜鼓,至少也有2千多年的历史了,田东县锅盖岭战国时代墓葬中所出的铜鼓     

周原(月无)(月无)哺周民

周族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开始,居住在陕西渭水中游以北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在时间上,大约与夏、商两族同时。从历史记载来看,周的始祖名弃,弃的出生颇有传奇色彩,《史记.周本记》记载:有邰氏之女名姜嫄,在野外踩了“巨人”的脚印而受孕,生了一个男孩,名弃。自弃始,周人才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弃善于经营农业,尧举他为农师,舜封他于邰(今武功),号曰“后稷”。后来的大约二百多年里,周人为了躲避混夷侵扰,进行了两次大迁徙。第一次由第四世祖公刘率领从邰迁至豳(今旬邑)。第二次由周文王的祖父,第十三世祖古公亶父率领,从豳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     

中国在日本摄取近代欧洲文化中的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两国对欧洲文化的摄取,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中日两国在摄取欧洲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几乎同步,而且起着互为桥梁的作用。中国通过日本传来的欧洲近代科学文化,这为大家所熟知;而中国在日本摄取欧洲近代文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似乎在两国史学研究中有所忽视,这很有必要加以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外来文化影响着日本历史演进中的重大变革。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开始直接吸收欧洲文化,由传统的东方模式的东亚岛国逐渐变成西方类型的国家。因此,日本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摄取,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日本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本文探讨了文化交流中的双向选择、异地发展、单向流向、“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的态度、以“解释问题”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文化自觉”等等问题 ,阐析了 2 1世纪将形成新的文化轴心时代 ,将出现全球意识观照下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局面 ,跨文化和跨学科文化研究将成为 2 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 ,众多思想群体将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     

关于文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理论、观念、体制是文化创新的根本要素,其中文化理论创新是核心,文化观念创新是先导,文化体制创新是保障。“继承”、“借鉴”、“吸收”,即科学继承传统文化、大胆借鉴外来文化、充分吸收各个领域的有益成果,是文化创新的三个基本方法。文化生态建设,诸如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并存、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并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重等等,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内容。     

秦汉文化史初论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著称于世,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伟大民族。在源流深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不但善于创造,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特有经济、文化,而且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先进文明。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阻塞,各部落、民族之间囿于一个狭窄的天地,经济、文化交流十分缓慢,规模很小,这样就使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多源的特点。当历史进入文明时代,随着“邦畿千里”的夏、商、周三代统一王朝的建立,以及生产力的提高和交通的日渐发达,各民族间经济交流也日益增多,     

张曲江集万历癸丑刊本之攘功斗争及集本文字与残余石刻之会勘

汉族文化的扩展,循着自北而南的途径,广东的文化比黄河、长江两流域发展落后,其故即在于此。广东人充任唐朝宰相的,要推曲江张九龄先生为第一位,文集保存得较完全传留到今日的,也以《张曲江集》为最早。这一集本不单在广东文献为瑰宝,就保存     

殷商时代应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初始期

中日文化交流,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二、三世纪。也就是我国秦代,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即绳纹文化的晚期。其主要证据是秦汉之际,大陆上的水稻种植、丝麻纺织、铜器铁器铸造等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入日本列岛,带来了日本文化的黎明,对于具有划的代意义的弥生文化的展开,起了极其重要的催化剂作用。这已成了日本学术界的通说。不过,也有持不同见解者,如栗山周一氏早在三十年代就认为铜铎民族进入日本,应上溯到公元前四、五百年,比前说提早了二、三百年。     

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令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道到漠北。它是一条“统一之道”、“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乌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