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间的利益与价值冲突——兼评我国的保护现状

知识产权私权的本质和植物资源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植物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层面上与注重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产生冲突,这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利益要求的冲突而在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内部,专利模式、UPOV模式和其他专门模式也是不同价值取句的反映.中国尽管参加了相关公约并完善了国内法律制度,但仍需在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找到真正的平衡.     

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的战略选择

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 IPs协议")下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呈现多元保护模式。发达国家借TR 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UPOV保护模式,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正在寻求一个更适合本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典型的如印度、非洲统一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保护模式,由此形成了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格局。通过对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格局的博弈分析,提出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的战略选择及相关政策建议。     

中日澳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比较

虽然我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三国都是UPOV公约成员国,但是由于执行的UPOV公约文本不同,三国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范围、保护力度、管理体制、审查与测试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着重讨论日本《农业种子和种苗法》、澳大利亚《植物育种者权利法》的特点,并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比较,阐述三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异同,提出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进行修订的必要性。     

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格局探析及启示 ———基于WTO-TRIPS/UPOV 模式的分析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领域,是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中农业知识产权领域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农业科学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农作物优良品种对促进农业生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作物育种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中最活跃的因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竞争在国际农业竞争中已逐步取代农产品竞争,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焦点。文章全面分析了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历程,以及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复杂的发展格局:发达国家借TR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TRIPS协定下的UPOV保护模式,但个别发达国家也主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商业育种者利益的弱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正在积极寻求一个更适合于本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典型的如印度、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粮农组织的保护模式;并对该保护格局进行了相关博弈分析,从而提出了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UPOV91文本与78文本的区别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植物新品种保护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特有形式,各国都在探讨更为行之有效的保护方式。我国于1999年4月23日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英文简称UPOV）1978年文本,但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已逐渐成为发展潮流。从国际植物保护联盟（UPOV）出发,比较UPOV公约1991文本-91978文本的主要区别,分析1991文本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出我国应对1991文本的对策。     

转基因植物的品种权保护探析

UPOV公约构成了国际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保护的基本框架。转基因技术的出现,对国际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作为UPOV公约成员国,中国必须应对挑战,在品种权的取得条件、权益分配以及“农民权”的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品种权保护制度,以加强转基因植物的保护,促进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视角下植物新品种保护对我国种子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基于2000—2009年我国种子出口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主要种子出口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实施及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效果对其进口我国种子数额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种子进口国加入UPOV公约的1978Act和1991Act均对我国种子出口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种子进口国拥有的有效力的品种权数量对我国种子出口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我国拥有的有效力的品种权数量对种子出口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基于国际关系之南北关系的视角

回顾知识产权国际化历程可以看出,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把仅适合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加给了全世界.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谈判的角力场上发展中国家彰显其脆弱性.然而,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要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加强合作,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对话,不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秩序终将得到改变.     

WTO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及我国的环境法律应对

WTO与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两大规则在内容上出现许多交叉、关联现象.CBD有积极追求生物资源经济价值的意愿,而WTO在保证贸易自由的前提下,比其前身GATT给予环境保护更切实的关注,但CBD与WTO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和碰撞,两大规范之间仍有许多的空白地带急需协商.对WTO与CBD,我国可采取的法律应对包括:积极参加到贸易与环境的各种论坛中,参与制订、修改和影响规则;充分利用国内的规章制度,保障本国利益;充分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     

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要保护本国利益,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考虑收益成本,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在当前的国际架构下,发展中国家应采取以下对策:把其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充分利用TR IPS所提供的灵活性,在双边协议中注意保护本国利益,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会议,建立知识产权的配套制度。     

贸易自由化的度量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为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系统梳理近年来有关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文献,从贸易自由化的度量、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结果、中国加入WTO这3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进口贸易自由化总体上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但对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获取国外价格更低、技术更先进的进口中间品获益,从而节约生产成本、提升创新能力,而部分发达国家由于受到国外低价最终品的激烈竞争,企业利润降低,导致创新活动减少,但技术先进的企业在竞争中几乎不受影响; 出口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都有正向影响:出口能带来规模经济,增加创新收益,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参与国际供应链、向来自发达国家的客户学习先进经验,提高自身创新水平; 中国加入WTO后,平均关税水平大幅下降,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显著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生产率水平。     

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标准全球化

贸易自由与劳工标准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执的一个焦点。它经历了国内立法、区域化再至全球化三个阶段。核心劳工标准被WTO所认可是劳工标准全球化的标志。劳工标准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围绕贸易利益进行的劳工标准争执还会继续下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客观地看待劳工标准问题,既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又要适时适度提高劳工标准。这样才能减少贸易摩擦,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     

论贸易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全球化是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必然发展趋势 ,根源在于生产和市场矛盾 ,基本的规律是国际价值规律。全球化在解决国内市场问题的同时 ,也带来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而受国际价值规律支配的国际分工则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固化甚至扩大。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全球化过程中赶上发达国家 ,就不能使自己的经济完全受国际价值规律的支配。     

反倾销中的“替代国”制度研究

中国的出口贸易深受"替代国"制度之累,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在积极履行义务的同时,还应学会行使世贸组织所赋予的正当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争取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享有公平、公正的待遇.     

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西方列强的认识

在近代中国 ,西方列强为追求其本民族的利益 ,发动侵略战争 ,对中国进行掠夺和压迫 ,这是列强侵略、野蛮的一面。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又使列强表现出先进与文明的一面。西方的文明制度与自由民主 ,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中国追求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的主要精神源泉。然而列强为维护和扩大其各自的在华利益 ,竞相帮助清政府扼杀了革命派的追求目标。这说明殖民者对利益的追逐高于其标榜的对自由民主的信仰     

中外行政补偿范围的差异性比较研究

行政补偿是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给予补偿的一项法律制度。行政补偿范围是行政补偿制度的核心要素,国外合法行政行为的补偿范围、补偿原则非常明确,已形成了完备的行政补偿体系。但中外行政补偿的行为范围、权益范围、内容范围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扩大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非强制行政行为等行为范围、拓宽合法权益的损失范围、增加合法权益的内容范围,是构建我国完备的行政补偿体系的必然选择。     

南北知识产权保护：利益失衡及其利益平衡之重构

当代的知识产权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南北国家之间在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明显的利益失衡现象。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均衡性反映了知识产权领域中的特殊国际关系。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应当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打破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垄断和利用知识产权获得不正当利益,以重构国际社会的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我国知识产权在推进国际化的潮流中也应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大局出发,对知识产权保护给予适当的定位。     

“三个代表”的辩证关系

“三个代表”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保障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条件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全球化利益与分享

经济全球化较之不进行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全球福利的增加，即“经济全球化利益”，从而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主体取得“多赢”或“双赢”提供了可能性。经济全球化的我国内外的利益关系是正和博弈的利益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内外利益关系是“双赢博弈”，也可能是“赢大于输博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我国对外利益关系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与国外合作做大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经济全球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