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的原因及其影响

福建市舶司于北宋元二年（１０８７年）设于泉州。宋元时期，泉州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福建市舶司成为当时政府最重要的财税来源。至明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学术界一般认为市舶司移置福州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明代福建市舶司专管琉球（今日本冲绳）朝贡贸易，而琉球到福州较泉州近；其二，明代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已经衰败。事实上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置福州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不揣谫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其原因及其影响作一番粗略的考察，以祈教于方家学者。一、明代福建市舶司移置泉州的历史背景明初统治者…     

论福建在明清中琉关系史上的地位

明初，凡外商入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①。清袭明制，福建仍是中国通琉球（今日本冲绳）的唯一口岸，因此福建成为中琉关系发展的重要省份。中国册封琉球使团在福建造船、招募使团人员，福建是中国册封琉球使团启航和返航的地点；琉球来华进贡使团均在福建上岸，进京人员均由福建政府派人护送；琉球政府曾派遣大批的留学生在福建学习各种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为了发展中琉友好关系，明政府还曾颇令让闽人36姓移居琉球。由此可见，福建在中琉两国之间政治交往、文化交流、贸易交通等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福…     

元代泉州八次设省与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考

宋元鼎革之际,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主市舶蒲寿庚以泉州城降元,加速南宋政权的覆亡。蒲寿庚降元后,元世祖授他“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又授“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表明元廷十分重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元世祖征日本、占城、缅甸、爪畦和元成宗的“觇琉求”等军事行动,泉州港都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此     

试析宋之"三路舶司"--兼论中国港口职能之分工

宋朝的海外贸易管理,主要由福建路的泉州、广南路的广州、两浙路的杭、明州市舶司,即所谓“三路舶司”承担的,但关于“三路舶司”的始置时间、设置原因以及对我国海外贸易管理的影响等问题却众说纷纭,本文经过分析后认为,广州市舶司的设立源于对战争的支援,是朝贡贸易的遗产;两浙市舶司的设立则是为了管理国内商人下海,标志我国由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迈进;而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则源于新航线的开辟,显示了我国人民对南海区域的新认知。     

试论日本华侨同乡会馆的演变

一、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同乡会馆的前驱——“唐四福寺”的出现中国人民在日本作具有侨民性质的定居,并逐渐形成为一个华侨社会,始于明末清初。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重开宁波、泉州、广州三港,以后便有不少私商出海到日本贸易。由于发展的需要,一些商人羁留下来,在当地定居,娶妻生子,成为华侨。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人数也逐渐增多,互相间不免有事务牵涉和纠纷发生,有鉴于此,万历三十年(1602年),漳州商人欧阳华宇和张吉泉二人在长崎发起,向日本政府提出,商得将稻佐乡净土宗悟真寺改为菩提寺,以为华侨聚会联络和拜佛活动的地方。     

明代沿海城镇对日贸易浅谈

一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自嘉靖中期至明末,随着中日官方贸易的断绝,两国的民间贸易却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趋势。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以后,明政府以东南沿海受到倭寇骚扰为由,中断了官方的“勘合贸易”并厉行海禁。但两国商人则千方百计冲破海禁,互通有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些城镇,这种交往达到了高潮。在浙江的宁波,由于受到传统的勘合贸易的影响,两国商人往来频繁,还出现了专门与日商交往的商人团伙和店铺,尽管在官方贸易断绝之后,来     

两宋时代福建集市贸易的发展与城镇的兴起

两宋时代,福建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对福建商业的发展给予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北宋政权灭亡,南宋政权在杭州建立之后,福建成了宋政权的重要战略腹地。在发展对外贸易上,福建地位跃为宋政权的大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亚、非各国商人云集泉州港,中国商人和货物也云集于此,如同“要塞”而成了宋政权的重要“窗口”。由于商业发展和繁荣也大大推动了福建集市贸易的发展与新城镇的兴起。探讨两宋时代福建集市贸易的发展与城镇的兴起,对我省参加世界经济大循环,不无借鉴之处。     

“自由渡航”时期夏威夷地区冲绳移民的身份困境(1899—1907)

1899至1907年，是冲绳移民前往夏威夷的“自由渡航”时期，也是冲绳向夏威夷移民的“黄金时期”。然而，“移民一世”的“夏威夷梦”，被繁重的工作强度、严苛的白人监工、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无处不在的歧视一一击碎。由于冲绳劳工来到夏威夷比日本本土移民劳工晚了15年，加上日本本土移民对冲绳移民根深蒂固的歧视，夏威夷群岛上的冲绳移民作为“双重少数族裔”，经历了噩梦般的“双重歧视”。也正是因为来到夏威夷并充分体会了这种“双重歧视”后，冲绳移民开始身份认同的自我构建：作为冲绳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三重身份，让他们的移民经历在美国移民史上具有了特殊意义。当他们充分而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冲绳人”的特殊性后，他们抑或摒弃特性，以更加“日本化”的生活方式寻求族裔认同；抑或紧紧抱团，与自己的冲绳同胞分享所有孤独与焦虑。总之，来到夏威夷的冲绳移民们开始采取行动来回应外界的种种恶意，并试图构建符合自我身份认同的冲绳社区。     

六朝时期的南海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六朝时期连接海洋与陆地贸易的群体,最初因肤色较黑被统称为“昆仑”,齐梁之际始称“南海商人”。这一共同的身份标签,实际掩盖了群体成员之间地域、身份的差异,其中既有异域商贾,也有本国替主人经商的奴客。南海商人概称的变化反映出海商群体结构的变化,是南海贸易发展的结果。经营策略上,南海商人与高僧结成共生关系,这并非完全出自商人的宗教信仰,而是隐含着依托高僧规避盘剥及获取商机的现实考量。高僧与南海商人同行,受其馈赠进入建康,结交权贵可帮助其扩展人脉,营建法事则为其带来巨大商机,故二者交往不绝。南海商人的贸易网络随佛教传播由沿海深入内地,形成通江达海、往来吴蜀、北上青徐的格局,并与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贸易闭环。     

“福”文化产业与泉州石雕文化景观创新融合探析

福建“福”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旅游、文创、艺术设计、信息技术、景观、雕塑等各领域范畴内。本项目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福”文化底蕴,与福建泉州石雕景观设计为突破样例进行研究。通过深挖福建“福”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并结合现代相关产业的创新性,创作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弘扬新时代主旋律的石雕大型景观设计作品,拓展福建“福”文化和泉州惠安石雕产业发展的特色和资源优势,继承中突破泉州石雕景观设计在“福”文化产业领域的创造性与创新发展。     

浅论唐代的对外开放

中国和外国的交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唐以前的中外交往以及贸易关系往来,还是涓涓细流。到了唐代,情况就不同了。唐代的国都长安,人称“万国都市”,或者叫“万国辐凑”。从东方近邻,到中亚、南亚、以及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乃至欧洲的拜占庭等国,使节与商人云集长安,长安城内各国商馆比比皆     

《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明清时代徽商在海外的活动,国内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明代中叶（特别是“海禁”和“倭寇”的问题上）。本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①。1984年,松浦章先生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海事资料（主要是汪姓铜商的史料）,首次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进行海外贸易的事实。这是专门研究清代中日贸易中徽州史迹的主要论文②。此外,管见所及,零星涉及于此的学者还有山胁梯二郎…     

伊斯兰文化对泉州的影响

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著名古港,凭借其港湾深邃,晋江畅通,邑治和属县富庶,社会环境安定,历朝政府实行招徕外贸的开放政策,设置市舶机构,遂从地方性港口赶超广州港,成为我国与世界最大的“梯航万国”、“海道所通、贾船所聚”的贸易大港。唐代的泉州已是“市井十洲人”的港口。唐时来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教士等,即有“住唐”,或与当地“婚娶相通”的,然系极少数。到了宋代就比较普遍了,北宋时,胡贾与宗女通婚,“商较财币,仅同贸易……非以尊国示民范也,朝廷始严其法”。禁令虽颁,但无法持久。南宋胡贾与宗女通婚更为普遍,“贾胡蒲姓,求婚宗邸”。南宋政府更公开地鼓励“宗正女有年长未嫁者,悉择所配,令有所     

正本清源:长乐江田梁氏的族源与世系考证——兼谈江田梁氏“遗产”的归属问题

日本冲绳梁氏的始祖梁嵩来自福建长乐江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冲绳梁氏迫切地回到中国大陆寻根问祖。但目前在江田已找不到任何梁氏后裔和族谱资料,周边的两支梁氏在与日本冲绳梁氏认亲的过程中互相抵牾、漏洞百出。重新探讨和梳理江田梁氏的宗族源流有着重要意义。长龙《梁氏族谱》和梁章钜的《江田梁氏诗存》是研究江田梁氏源流与世系的重要资料。研究表明,日本冲绳、连江长龙、罗源鳌峰、福州黄巷的梁氏都是江田梁氏的分支,长龙梁氏是日本冲绳梁氏最亲的旁支,暂无材料可以证明江田梁氏与长乐金峰梁氏、福州城门梁氏之间的宗亲关系。同时,本研究对如何处理梁章钜的"宗族遗产"问题也将提供历史依据。     

宋元明时期福建与台湾的贸易关系

宋代闽、台贸易关系在宋代,福建泉州港已成为国际贸易大港,许多国家的商船云集此港,福建海商也从这里出发,远涉重洋,贾行遍天下。最早记载福建与台湾有贸易关系的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他在泉州风俗形胜条的注中写道:“自泉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施肩吾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对于施肩吾是否到过澎湖,史学界素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唐代施肩吾率其族迁居澎湖的说法似乎为时太早,但王象之记载这一事件应该是有一定背景的,正如曹永和指出:似国人初来居住于澎湖时,当时尚有先住民族,与国人曾有“鬼市”(暗中贸易,Silent trade),可能与施肩吾所咏者相似,致有如此附会,而其年代不会晚于南宋,也就是说,至少在南宋时,福建人     

“一带一路”倡议下阿拉伯语在泉州地区商贸中的应用研究

福建泉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也是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区。文章基于当前倡议背景,依托泉州地理优势和经济发展,结合阿拉伯语商业特征,论述阿语在地区对外商贸拓展与商务跨文化沟通等发挥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鸦片战争前清朝对日贸易的管理

清朝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实行开海政策，设立四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作为一衣带水邻邦的日本，与清朝的贸易开始出现活跃之势，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虽然其间清朝又颁行了禁海令①，而且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只在广东一地与外国贸易，但清日贸易并未受到影响。本文不探讨清日贸易的进出口情况及其变化，只就清朝政府如何进行对日贸易管理作一浅析。一、设立海关，委以关差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有很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四个海关设在“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江南之云台山”③，同类意见见于当…     

隋日交往中的“国书”问题研究述评

隋日交往中的“国书”问题研究述评黄尊严隋朝时期中日间的官方交往十分频繁。从公元６００年至６１４年的１５年间，日本推古朝（５２９－６２８）先后向隋朝派出了四次遣隋使，隋朝也派出了中国古代第一个代表中央政府正式访问日本的外交使团，从而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第...     

旅汉粤商与晚清汉口茶叶贸易

晚清旅汉粤商主要以茶业起步,为汉口“茶叶六帮”之首。通过对其与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宁祁茶叶贸易互动之考察,可知粤商既从事对英之红茶贸易,亦涉足对俄之青（米）砖茶贸易,对近代新式商人组织汉口茶业公所之创建,出口华茶品种改良及技术革新等方面有突出影响,催生了“兴商公司”这一近代汉口最大的华资机器制茶公司。同时,晚清旅汉粤商虽以华茶出口业起步,但并不局限于此。他们与外商联系密切,营业也随之而调整变化,参与了晚清中外军火贸易、轮船航运、机器纺织、城市房地产开发等新式行业的创设,为汉口城市近代转型做出了贡献。     

宋日贸易再考——海上丝绸之路东亚贸易圈的形成

宋日贸易是宋朝商人主导的贸易,史书上虽也有往来于两国的日本商人的记载,那其实是宋朝的纲首.所谓"纲首",就是负责整条船上一切事务的人,并且还客串两国的官方使臣.宋商还在日本博多(现日本福冈市内)落地生根,建造了唐房(即唐人街).从出土的陶瓷器中还可以看到多重烧制的痕迹,由此可以断定,这些瓷器常常是刚刚出窑就立刻被运到日本博多,并在日本进行最后加工的.这说明博多不仅是商品流通场所,还是宋朝商人们的营业据点.日本学者把这种贸易叫做"住番贸易".也就是说宋代商人从原来的货船到岸后的"岸边交易"已发展成"住番贸易",使日本九州的博多成为宋人和日本人杂居的贸易都市.宋代的这种民间贸易形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