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起源及其表现形态

民族主义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在西欧,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是紧密相关的。到了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化过程,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主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两种形态。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述略

一、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保守” ,习惯上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使用的 ,指在政治倾向方面不求变革 ,希望维持现状。有的学者认为 ,文化保守主义 ,就是指当代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的一种态度。其根本特征是以继承、弘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 ,要求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本位 ,熔铸西方文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也可以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有学者认为 ,文化保守主义则是充分褒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 ,…     

中国婚姻伦理之“源”“原”探究

中国婚姻伦理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起源于原始血亲婚配禁忌,历经了群婚伦理、对偶婚伦理的演变,到了周代,一夫一妻制婚姻伦理便基本形成。但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后形成了迥别于西方的传统婚姻伦理。这种差异主要是中西方自然环境、经济形态、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历史条件之“原”的差异造成的。     

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人类文明的历史可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处于全球前沿；在太空文明时代,中西将在互体互用中互补。“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只有禀有了正当的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中国近代文化特征浅探

中国近代文化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正面交锋的产物。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体西用”，故可称为“体用文化”。从近代文化形成的背景来讲，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古老的中华大门，清政府感到“面子丢尽”，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西方的文明，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综观中国近代文化，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落后挨打的历史事实，也使我们深切地领悟出传统文化的弊端。不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就整体功能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     

论严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之一。他译述的《天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深刻的清理，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严复是批判中国封建传统旧观念的斗土。为了拯救祖国，唤起民心，他反复表示：对传统的政教、学术及旧文化心态，“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更蹈作无耻之故辙”，表现出执着的勇士气概。但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全盘否定，而是在衡比中西文化异同中，“去其旧染而择其善而存之。”严复对旧文化的“旧染”，抨击是激烈的、深刻的、有意义的。现试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自卑与自大:两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胡适和梁漱溟的文化心态比较论

说胡适具有民族文化自卑的文化心理,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在与梁漱溟等人就东西方文化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就已流露出了民族文化自卑感,尽管这种自卑感当时还不十分明显和强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国内政治社会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尤其是他1926年7月到1927年5月因故到欧美各国又跑了一圈,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尤其是美国“摩托车文明”与中国“轿子文明和人力车文明”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梁漱溟的民族文化自卑感有了迅速滋长。1928年3月,他在给吴雅晖的一封信中写道:“至于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侥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     

文明史的研究思路-以宋代中国的历史为例

文化史与文明史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从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中 ,我们获得的启发是 ,文明史研究的主要是文明观念———包括道德伦理、规则常识的建构过程 ,象征着民族的同一化趋向 ,而文化则相反 ,表现了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以宋代中国的历史为例 ,起始的“一道德 ,同风俗”建构起来的“文明” ,才是现在我们说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从礼乐文明共同体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文化学的视角

悠久灿烂的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原初形态,其蕴含的礼制传统、礼治意识和人文主义内核在历史上促生了礼乐文明共同体,构成了中华文明延续性的根基。这种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使得近代中国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疑问和反思。借由西方文明的观照和比较,中华文明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桎梏,反身发掘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历史发展,从现代化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实践中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礼乐文明的继承、超越与回归,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为东西文明的融会贯通和新的世界文明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基础。它既是对西方视角旧文明格局的突破,更是传统礼乐文明的涅槃和更高程度的自觉和完善,为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带来了更美好的前景。     

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艰难性──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审视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自启动之初，便面临着种种困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怀有沉重的近代史情结——以中国近代“历史失败”为背景的文化自审情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机积极向西方（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审视和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行为本身就积极地影响历史，使我们今天得以在西方文化面前能够获得文化上的自信，使我们在对中国文化上的心情比一百年前轻松得多。但是，“文化危机”的压迫感还是无法解脱，仍需我们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审视。一、甲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中国文化人…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容否定

每当社会变革时,怎样看待民族传统文化,往往成为争议的“热点”。全盘否定论便是其中极端,《河殇》是它的登峰造极者,它把中国民族文化象征物龙、长城等,斥之为“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断言中国文明发源地黄河及其“内陆文化”,“不能根本性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竭力鼓吹只有西方资本主义海洋“蔚蓝色”文明,有“惊异的活力”,能使中国内陆文化“获得生机”。     

中西古文明比较

一、前人对中西两大文明历史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　　 (一 )中国学者的比较早在本世纪初 ,在中国爆发的“新文化运动”高潮中 ,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就对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异同作过许多比较 ,并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当时主编《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在 1915年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当时人们所说的“东洋民族”主要指中华民族 ,所说的“东方文明”主要指中华文明 ;所说的“西洋民族”和“西洋文明”指的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地中海—欧洲各民族和他们的文明 )一文中 ,认为“东洋民族”和“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开始迅速恢复、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还是要好好学习“西方文明”,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结合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虽然具有革命性、实践性、世界性的品格，但它毕竟是在西方文化的母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从思维方式到理论渊源、从表述方式到文化背景都不能不带有西方的特征，因此如何充分实现其中国化，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实现其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合，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一在２０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走向没落，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迅速、广泛地传播，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两者之间的曲径通幽的天然关系，是其原因之一。１、…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错位及其出路

文化现代化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今天认识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思维视角的转换,从西方框架中跳出来,从我国的实际变化以及世界背景和格局的总特点出发,走文化民主的道路。我国文化最重大、最醒目的变化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相结合,这一历史进步使中国社会跃入到现代社会,然而又形成我国文化运动中的怪圈:传统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历史否定,而马克思主义文明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否定。在中国,这两种质上不同的否定奇异地结合起来,形成历史的错位。承认历史的错位,变错位为正位,这便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文化意义

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再到谢晋的作品，通过家庭／社会／政治伦理化的叙述，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体现了个人情感和群体命运、政治话语和美学形式的合一，以及关于个人社会化和道德化的历史转变，是一种寓意深刻的现代中国“民族寓言”文本，具有传统文化中“家”的寓言传统的共同性，通过女性角色的艺术创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文化意义的发展。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从中日西学输入看文化问题

近两年,知识界掀起“文化热”。人们热烈、诚挚地追求、探索文化问题,很发人深思。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问题的大讨论,常常是变革旧观念的舆论准备,是社会革新的思想先导,近代文化史上,东方传统面临西方文明的挑战时尤其是如此。因此,我们回顾一下近代西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境遇,也许有些意义。中国和日本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差不多同时开始的。那时中日同处于封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