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阐微——兼驳“孔子与中庸无关说”

中庸被孔子称为至德,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中庸绝不是一种折中主义.中庸讲"时中",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思想.它是一种实践理性,为"仁"与"至诚"提供了一套方法论体系.从字源学上考察,中庸的"中"是中正、恰当、合适之意,而"庸"则是"用",二者的结合是体与用的结合,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儒家中庸是一种关于至善标准和实践理性的哲学.这与古希腊哲学中的中庸思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契合为人类建设中庸普世伦理观提供了启迪.     

“中庸”文化心理结构异化论略

儒道二家学说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以中庸为轴心的文化心理结构于群体重"礼义之邦"、讲"合情合理",于个体讲"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关注民生"等.另一方面由于儒之中庸本身存在理论缺陷,并最终异化为儒之"泛中庸"与道之"泛中庸"在世俗教育中合而为一,构成了以"保身全生"为中心的特有的处世哲学乃至为官之道,成为个体性格特征愚昧性和劣根性之所在.     

论中庸真谛及其构建和谐社会之价值

中和之道是天下根本之道、天下人常用之道。用不偏不斜常用的中和之道对待所有事物,就是中庸之道。以中和之道修养自己就是中庸。中庸思想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作出了辉煌的贡献。清末,列强入侵,绝不是中国文化弱于西方,而是统治者、统治制度不能真正充分施展中国人的智慧、能力所致。新的历史时期,中庸思想一定能够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作出独特的贡献。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简论孔子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思想源于中古时代的“中和之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中庸的含义有“中度”、“执两用中”“和”乃至“权变”,“过犹不及”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论核心。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仁”体现了“无过无不及”的中庸适度原则,德政是其灵活的真正的“执中”,“礼”是典型的中庸的“礼”。中庸,乃是贯穿于孔子思想体系各个方面的一条主线,是他的方法论思想     

论新世纪以来民族现实题材电影的“现实”表达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现实题材影片创作中体现出更加深沉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文化主体性特征。在文化自觉意识的引领下,不同民族身份创作者对少数民族现实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给予了积极关注、深深的思考和现实主义的表达。民族现实题材电影逐渐摆脱对民族历史现实的缅怀与追忆,开始正视和回归理性民族"现实",通过对民族现实世俗生活的真实刻画,在遵照电影艺术叙事规律和法则的前提下,实现了民族现实题材电影民族性、时代性和艺术性的和谐统一,提升了整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艺术水准和文化品格。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叶梅与池莉小说作品人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比较

文学从作家的内心走向读者,成为不朽作品,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活动,如何归纳这种成就,离不开这两个概念：民族性与时代性。将文学置于一个内向的纬度来看待其民族性与时代性,意味着必须面对民族题材及其与文学主题的关系;将文学置于一个外向的纬度来看待其民族性与时代性,则意味着文学必须面对它的商业、社会、文化价值。本文从这两个角度来谈叶梅与池莉作品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以及两人的创作中的共同元素即对人性的书写。     

老子的“道论”并非凭空而论“道”

帛书本及诸通行本《老子》开篇便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一个关于"道"的命题,并对其加以阐释与演绎,这种玄而论"道"的方式,无异于将"道"置于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让人感觉很是费解。其实,老子的原作或者说更接近于老子原作的郭店楚简本《老子》并非如此凭空论"道",而是结合现实论"道",使"道"有理有据,有血有肉,颇具生命力。     

论"德法共治"的内涵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辨证分析,探讨“德法共治”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而说明实施“德法共治”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二”“三”与“多”的观念

在哲学观念中,只要突破了"二",承认了"三",那么,"多"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因为三正是通向"多"的桥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说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关系学说,"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提法正是阴阳泛化的二元对立观念的体现。西汉哲学家扬雄首提"三分法",并由此构造出另一套与《周易》的二分法相区别的《太玄》经卦体系,进而提出种种三三见九之说。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表述了一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多元综合的复杂性思想。五行说也具有克服二的简单性观念,将世界的本原建立在复杂性的多样化基元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上的意义和价值。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     

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使全党牢固树立和实践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必须尊重亿万群众的实践,坚持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检验、丰富、完善发展思路;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必须实现由"共识"到"共为"的飞跃,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行动上,体现在实际成效上.     

青年毛泽东与"湖南门罗主义"

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青年毛泽东仿照美国"门罗主义"提出"湖南省湖南人之湖南"的"湖南门罗主义"口号,它的基本主张是"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以及"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这一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中外地方自治思潮、严峻的国情、省情、民情及湖湘文化浸染下的湖南人刚劲强悍性格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综合体,这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军阀割据,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之,"湖南门罗主义"是一种近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思潮。     

徐光启对《崇祯历书》的编译与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

徐光启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一生在天文历法的科研活动中成就卓著。他对《崇祯历书》的编译,劳苦功高,然而在明清王朝,众多学者在“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潮中,掀起了长达二百多年“夷夏之辩”和“西学中源说”的争论。可以说,鉴于历史的背景如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态度”、儒家经学文化的影响,以及现实的原因如明清时人为摆脱理论困境的作用,此种结果也是历史辩证法使然。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新写实小说

文学的“日常生活”因素及其凸显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结果,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具有选择性、指向性和策略性.新写实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再生产性”、功利性和实用主义的推崇,对日常满足的平庸化、一般化叙事,确立了日常生活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本体性地位.新写实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包括“日常生活”的现代性诉求、大众文化属性和“日常生活”的多元性,既要从下而上地参与不断变动的日常实践,也要从上而下地以理论建构“日常生活”的多维空间.     

庄子的“天籁”说及其美学意义

对于美的本质，柏拉图提出“美是难的”，而庄子以中国人独有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对“美”作出了不同的阐释。他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描述“天籁”之美，给我们以“美难而不难”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经验的传达，同时也是中国美学重表现特点的体现。     

齐鲁文化的人学结构与"五四"周作人的人本思想

孔孟的人学结构是以人为本,以"仁"为质的规定性,既"爱人"又"泛爱众"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既重"己"的主体性又重"众"的主体性,更重"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建构;并把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或独立人格植根于深邃复杂的"仁"的范畴,"泛爱众"的博爱平等则是"仁"的最高境界,"礼"与"乐"内蕴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因素。周作人的人本思想源于欧洲,"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其人学观念的核心;其人道主义具有四个特点,即"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是灵与肉一致的有机体,人与人类是相依相成的,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爱自我与爱人类是一致的,"人"的理想生活应是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结合。人学结构与人本思想虽存在差异,但核心内涵却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