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

明代漕军是漕运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明中后期由于漕军的收入有限而负担却异常沉重,又遭受种种剥削勒索,陷入了非借债不能维生的地步。借债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漕军的另外一项重负,致使漕军逃亡与侵盗漕粮不断。明代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漕军的积债问题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废弛与明代吏治的腐败。     

合族共漕:清代地方基层的一种漕务应对实态

漕制,在传统社会当中是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重要国家制度,尤以明清两朝为盛.明末,漕运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摊派、腐败等.清代所延续的明代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实际是整合了明末各种摊派后的结果,给基层民众所带来的负担颇为繁重,作为“天庾正赋”的漕赋则更加如是.清代基层社会民众对于漕务的主要应对实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积极完漕;二是极端抗漕;三是消极拖逃.近年学界对于抗漕与漕粮拖逃的样态关注相对较多,因为碰撞冲突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社会结构的动态.而对于地方基层多数民众如何完漕及其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事实上,合族共漕可以说是清代地方基层社会的主要漕务应对实态,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样态:一是通族共漕,即能以一族之力应对;二是联族共漕,即多族联合应对.基层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得以突破困境进而求得发展,同时也在较长时期内维护了地方基层乃至整个王朝社会的稳定.     

明代漕抚创制史迹考略——以王竑为中心

以王竑为中心的明代漕抚创制过程,实际包含两条线索轨迹:一是由永乐以来的单一武职总漕,演变为文武双轨制;二是由宣德以来对南直隶江北派设的巡抚,演变为由文官总漕的兼职.明清以来史家多关注前者(漕)而忽略后者(抚),导致一方面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和时间次序,另一方面则忽视了王竑之前南直隶江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调整并日趋稳定的史实.漕抚定制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永乐北迁后明廷必须解决的南漕北运和加强对南直隶行政管理得以有效兼顾.此外,王竑两任总漕之间的七年间,文官漕抚的职位虽无人填补,但其权力却有所分散、转移,其中监督各府州仓粮和卫所屯粮之权由"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接收,而管理河道和镇守淮安之权,则重新归属于漕运武臣之手.     

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

明代中期以来,漕运河道多遇不畅。漕粮缘河道北运遇阻,南来的漕粮汇聚到淮安后,不得不以山东登莱二州为中转,通过海路向京畿运送漕粮。隆庆以降,由淮安经登莱海运漕粮已具规模,但官方对海运漕粮总是多有顾忌,因而即使是紧急时期,最多只是默许而已。隆万之交旋开旋罢的官方海漕为万历辽东战争期间民间海上力量涉足海运从事粮食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崇祯末期海漕北运再次实现。这条长期以来形成的海运线路曾为镇守东江的毛文龙集团提供了若干便利,淮安民间私人海上团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淮安海商在逆境中不断寻觅着海运的商机,断续推进着自淮安到辽东的海上商业活动,彰显了海上力量的不竭活力。     

元代胶莱河海运工程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为应付京都的种种需要,每年都需从长江下游富庶地区调运大量的稻米及其他物资.当时因只靠南北大运河远不能完成漕运任务,便又开了海运.漕船从长江口出海北上,绕过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再折向西北.入渤海湾,运抵直沽(今天津、塘沽一带).因海运不惟路运,且途经湍急的海流.又常遇风暴.舟覆伤人毁粮之事屡屡发生.因而莱州人姚演便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提出开通胶莱河以缩短海运航程的建议.这个具有诱人吸引力的建议,很快得到朝廷的采纳.元世祖派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来阿八赤督率益都、淄莱、宁海兵万人开河,到至元十九年冬终将新河道开通,诸水闸建成.     

清代道光六年漕政改革的意义

1826年清廷的漕政改革,以海运南漕、官督商办的“试点”形式取得成功。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自改革”尝试。本文分别论述了它在道光年间地主阶级“自改革”运动中的“标本”价值和“破题”意义,它对江南社会经济,特别是市场功能扩大的良性影响,以及对近代“官督商办”体制建设的垂范、借助作用。     

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

清咸丰五年湖南率先实行的湘潭章程在清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湖南钱漕改章的先导,而且深刻影响了东南有漕各省改章的进程.但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与主纂光绪<湘潭县志>的王闿运所记却大相歧异.今人论及咸同之际有漕各省改章这一重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事情的原起--"湘潭章程";对"湘潭章程"的定性与评价,学界则有"裁减漕赋"和"裁革部分浮收"两种观点的对立.事实上,"湘潭章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变通漕运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

明代,运送漕粮的漕船经常在运河上遭遇风浪,导致漕船被损坏,漕米被漂失。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漕运人员为图谋不轨而假捏漕船漂流,明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规定,如勘查漕船漂流的规定、漂失漕粮赔补的规定、对相关人员的处罚规定。     

晚明“竟陵派”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考论

竞陵派是晚明时代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其文学理论及创作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文化土壤，它包括晚明黑暗腐败的政治环境、风起云涌的文化启蒙思潮、繁荣而偏激的文学批评。重视“竞陵派”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对人们了解竞陵派的肇兴，认识竞陵派的文学思想不无裨益。     

政党腐败是不得了的事

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政党腐败是不得了的事”的判断是深刻而发人深省的.国民党从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党逐渐蜕变为只代表四大家族利益的腐败党的史实说明了腐败的巨大破坏作用,它使国民党丧失民心,败走台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了腐败的巨大威胁,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并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共产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成效显著.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巨大政治勇气强力推进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这将会对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清代两淮海盐的缉私

清代两淮海盐的赋税是朝廷的大宗收入,在其生产、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名目繁多的私盐的冲击。为售销淮盐、保证朝廷的课赋收入,清代统治者极其注重两淮海盐的缉私,为此建立了涵盖两淮海盐的产、供、销所有环节的完整管理体系,制定了相应完备的法律法规。但因自身的没落,其收效甚微。     

试析清末化除满汉畛域原因

清军入关以后,满汉畛域一直存在,但并没危及到清朝的统治。到了晚清,清政府面临着内部革命者不断起义,汉族官员对满族官员的特权不满,旗人腐化和人才缺乏,八旗兵已经不能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力量而成为清政府的负担,还有外部列强的步步进逼等问题。清政府不得不着手化除满汉畛域,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孽海花》中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之内因浅析

《孽海花》历来被公认为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小说在表现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中，都不同程度地隐含了对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与揭露。试图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官员的昏庸无能、上流士绅的风尚三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内在原因。     

清末中国的边疆危机与舆论应对研究

清朝末年,中国边疆危机丛生。为应对危机,公共舆论界藉公共舆论为利器,及时报道了各类危机发展态势,提出诸多颇具建树的应对方略。在公共舆论催生下,清廷通过施行各类新政去应对边疆危机。针对此等尝试,公共舆论界亦进行了及时报道和宣传。而当清廷统治即将崩溃、边疆局势却急速恶化之时,公共舆论界又对清廷与地方当局应对危机不力、行政腐败等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清末新闻传媒围绕边疆危机的以上报道乃至批评指责,均属特殊环境下公共舆论应对边疆危机的重要内容,展示了清末时人藉公共舆论为利器,抵御边疆危机、固我边圉的爱国情怀。     

水到渠成:略论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建立

由于19～20世纪之交清政府统治的日渐腐朽和民心的日渐丧失,迫使一部分人士起来大声疾呼推翻无可救药的清政府统治,并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与此同时,革命派分子要求革命势力走向统一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当清政府赖以自救的新政政策和对国内革命派人士的高压政策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革命势力在日本东京的大量聚集时,孙中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其他革命派骨干促成了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的成立。     

地方政府寻租性腐败现状分析——以江苏省北部某县为例

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腐败,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消极现象。控制和预防国家公职人员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地方政府中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组织及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产生了租金,引发了寻租活动,即寻租性腐败。在县级政府中寻租性腐败主要寄生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文章以江苏省北部某县1999年-2006年腐败案例为样本,分析了这种腐败的特点和成因,提出了从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维度出发,创新和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源头上治理寻租性腐败的对策。      

清代雷州半岛官员的清廉传统

所谓＂清官＂,即清廉自律、秉公为政之官。雷州半岛在清代涌现出大批清官,他们重操守,绝苞苴,洁身自爱。痛民痛,急民急,爱民若赤。建学校,育士子,着眼长远。这些清官产生的原因在于科举制度的遴选和清初的几代皇帝在吏治上的追求。     

清代八旗生计问题探析

入关后,清政府对旗人采取了＂恩养＂政策,然而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加与旗丁的奢侈腐化,八旗生计问题便日渐成为朝廷的负担和社会的累赘。为此,清政府自康熙朝始,历雍正到乾隆朝耗费巨多帑项,采取汉军出旗、八旗非正身旗人出旗为民、设立井田、赏赐银两、赎回民典旗地、设立养育兵制度等诸多措施,以求解决、维系这种制度,均收效甚微。乾隆初年,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提出了移驻京旗闲散回至东北屯田的思想,并在随后付诸实施,直至清末。虽然这一政策最终未能完全实现统治者的最初目的,但确有相当部分的京旗子弟留在了回屯地。     

清末新政时期吏治腐败论析

1901-1911年的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自救改革。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吏治腐败犹如政治之癌,在本来就已经腐朽的旧制度之上滋生蔓延,形成了一种积重难返的恶性循环,从而葬送了新政,加速了清王朝的败亡。清末新政的失败警示我们：改革时期,也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时期,必须处理好推进改革与治理腐败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会给改革44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反之,则会葬送改革的成果。     

论腐败在清末新政官场的新演绎

清末新政旨在革弊振衰、挽救行将就木的王朝统治。然而,由于晚清官场的腐败,自救的新政被执政者们演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以新政为名,统治集团内部竭力争权夺利,枢府疆臣大搞权钱交易,地方官绅大肆鱼肉乡里。整个新政时期,腐败的官场演绎出一张张栩栩如生的争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