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类型与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以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为视角

关于公司类型与公司治理模式的研究,目前存在着几种不同观点.比较分析各种公司类型及其治理模式的利弊得失,对于提高公司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公司法》关于公司治理模式的规定,存在着公司类型过于简单,不能满足投资者需求;强调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区别,而在法律制度尤其在治理模式设计上进行反向操作等问题,因此不能满足民营企业投资者的预期,很难适应公司发展的长远需求.为了满足不同投资者的理性需求,在公司类型及公司治理模式设计上,应该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发展机会.     

后危机时代中国民营企业治理的法律规制问题——以国美控制权之争为例

国美之争看似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控制权之争,实质上是传统家族式治理与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两种制度之间的博弈。所以,在民营企业中,那些看似规范的、科学的、合理的公司治理制度,很大程度上形似而神不至,根本不能体现公司的全部权力关系,故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提升自身实力、活力、竞争力时,面临公司治理上的严峻挑战。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各利益主体在公司内部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的博弈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遵守一定的法律规则,同时还需要相关法律规则的不断修改与完善,以满足发展和变化着的公司实践的需求。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研究——以无锡、保定为例

本文以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为例,说明农业土地经营小型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人民公社对土地曾实行了大规模经营,由于诸多弊端,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国农村重新回到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方式,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近年来,在无锡、保定地区,随着农民大规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并将土地转包给种田大户、村集体或工商企业,从而出现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向现代化发展的喜人现象。但是,这种较高成本的农业现代化只能是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才能做到的事情。     

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以《独立评论》为例

20世纪30年代,早在<申报月刊>进行中国现代化大讨论之前,<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就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如统一与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及统一与建设之间的关系;政权统一是靠武力还是靠政治抑或是靠经济;建设应无为还是有为;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工业化、是复兴农村还是农村工业;留学是盲目还是理智等等.<独立评论>知识分子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了各自的才智,他们的言论虽带有一些理想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民党当局的决策,他们虽"言人人殊"却又"殊途同归"——企盼中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探析——以纺织和服装业、机床业、钢铁业为例

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纺织和服装、机床、钢铁三个行业制定和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历程来看,数量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只起到了暂时地有限的保护作用,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地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美国在对外贸易中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并不能有效地应对外国竞争。其国内基本产业竞争力的下降才是美国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最主要原因。     

话语转义与当下的反讽叙事——以20世纪80年代伊沙诗歌为例

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认为"反讽"是话语转义的较高形式,20世纪80年代诗歌发展到以伊沙为代表的反讽叙事诗歌,则体现了日常消费主导文化的后现代的叙事特征,反讽中心主义的叙事写作成为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式,同时也导致了诗体精神的背离。     

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构成了新的文化坐标。在这一坐标系中,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民族文化人格开始形成,同时又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中,呈现出突围姿态。这样的文化坐标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指向,而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多方位的文化辐射。它沟通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情感,缩短了儿童的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是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启蒙、革命与女性——以20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小说为例

从五四到新时期,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对性别身份的确认,是在宏大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党派、阶级的烙印,因此一边是启蒙现代性给女性带来的人性和欲望释放的可能,另一边是各种主流话语笼罩下的被忽略了的性别牺牲甚至是无法掩盖的性别压迫.这种境遇来自于政治话语的功能性压抑,也来自女性自身精神“现代性”的困惑和艰难.     

试论中国大学现代性构建中知识分子的面向及其隐喻——以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及四大导师为例

中国大学的现代性构建因其特定的历史性、情境性,掺杂了诸多文化、教育的矛盾和冲突,这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都是少见的。基于此,伴随着中国大学现代性的发轫而出现的一系列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的文教活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大学现代性构建的面向。在这一发展脉络下,知识分子从最初的立法者转向了阐释者[1]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之中,通过彼此的双向互构,现代大学的秩序逻辑得以确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命运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来说,重新审视这一秩序确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面向,剖析其蕴含的文化、教育隐喻,具有重要意义。     

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身份焦虑--以卞之琳、冯至、穆旦为例

本文以卞之琳、冯至、穆旦等现代主义诗人为例,对他们20世纪30、40年代诗歌创作中建构的民族想象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身份意识进行了历史的回溯,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他们进入50年代后所面临的身份困境。50年代,不论是宏观的文化选择,还是具体的诗歌创作,现代主义诗人都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热情以及“蜕变”新生的愿望。然而,经历了思想和艺术“蜕变”的诗人,并没获得精神的自足与安慰,反倒陷入了焦虑与不安中。其诗人的身份遭遇了双重的质疑,一重源于时代和社会,另一重则源于自身。在尴尬处境中的现代主义诗人,缓解身份压力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文学翻译。     

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与救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的"城市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贫民生活上的贫困是其直接诱因,"民族—国家权威"的缺位是其制度性原因,社会结构失衡与城市管理滞后是引发"城市病"的内在因子。此外,近代城乡结构二元化对"城市病"的发展也有一定助推作用。由于缺乏对"城市病"及历史成因的深层认知,民国时期的天津市政当局在应对"城市病"的过程中大多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着眼于谋求根本之解决。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其所凝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则可以警示未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工具论、集体性、公式化——以“白蛇传”改写为中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了文学创作,具体又有何体现,是个有待于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的学术问题。文章以白蛇传的改写为个案,在外部环境干扰文学的时代氛围中,白蛇传改写带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作者成为缺少自主性的提线木偶,缺乏艺术个性;集体改编、集体创作的现象严重;作品千篇一律,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从而使得作品不仅呈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而且往往过分暴露了创作者的主观态度,损害了作品的含蓄之美。文学批评也出现了非学理化现象,没有发挥批评应有的功能。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以《海潮音》为中心

发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是"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余波,肇端于王季同请胡适为其《佛法与科学》一书作序。胡适对以科学论证佛学的方法和"科学即佛学"的观点提出批评,旋引发佛教徒及礼佛之士的强烈反应。双方争论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虽最终并无输赢,但双方观点主张的歧异,不仅反映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复杂面相,更可从中体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事剧变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矛盾认知。     

专业期刊与民国新史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的发表行为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专业史学期刊的兴起,是现代史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史学期刊这一形式出现的本身就是史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元素,显示出史学研究较之以往所出现的新的起点与重大转向,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更是改变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正是这种改变使得史学研究逐渐走向学院化、专业化,复归其纯粹的学术本色,而史学自身与时代的疏离倾向也愈加明显.     

国民责任意识与上海中小商人团体力量的集结——以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重点

商人的国民意识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兴起、发展及其政治参与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中,上海商人积极参加罢市斗争,努力维护社会秩序,成功地履行了商人的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商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了,为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马路商联会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后,马路商界联合会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商人的国民角色,开展国民责任自省,增强了商联会的凝聚力,成为动员中下层商人参与国民大会策进会、发起民治运动、组织储金赎路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行动的工具理性,节省了马路商联会的组织成本,提高了商联会的行动力.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以中、下层商人为主体的马路商联会较之上海总商会更为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     

试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重要保证——以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为例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的历程表明,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重要途径和保证。因此,必须把学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文化信仰,把学习与创新作为革命党向现代执政党转化的内在动力。     

“农裔”知识分子的生存特征——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例

本文细致讨论了“农裔”知识分子独特的生存特征 ,指出其“农裔”身份让他们飞翔城市的梦想带上了“沉重的翅膀”,他们承担着进城途中所经历的异化和冲突 ,但恰恰是这痛苦而又不放弃寻找的灵魂凸现了其意义所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寓言小说的现代性反思——以《九月寓言》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的特点是:构筑一个具有整体象征性的叙事结构,通过叙事逻辑的完成隐喻对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反思.《九月寓言》以独特的时间处理、"融入野地"的生命感知表达了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时这种反思又暴露出诗性言说的思想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