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春秋》学的主要特点

从经学史的角度 ,本文全面分析、评价了北宋的《春秋》学 ,认为北宋《春秋》学著作丰富 ,在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以来《春秋》学研究的基础上 ,发展形成了以尊王思想的时代特色、会通经传的主体意识、直寻大义的解经方式和偏重义理的哲学倾向为主的四个特点 ,构成了北宋《春秋》学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学术模式。这四个特点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又有发展的不均衡性和不同步性     

研精覃思 志在《春秋》——论冯梦龙的《春秋》学

冯梦龙早年为了科举,治《春秋》颇勤,编有众多《春秋》著作。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冯氏春秋学有许多可观之处,首先是广收博览,资料丰富,编撰灵活,注重实用;其次是注重史实,不盲从,不虚谈;再次是尊经重史的倾向。冯梦龙春秋学虽为科举,广用胡安国《传》,却也有其寄托。他强调"职"与"分",主张君臣培德修己尽职,重视对《春秋》大义中"名分"阐发。     

宋代的疑经思潮与《春秋》学的地位

自中唐以来,特别是北宋庆历以来的疑经思潮,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突破了传统经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并由此促成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宋儒的疑经过程中,<春秋>学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把宋代的时代命运同<春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春秋>的"经世"作用,使其成为宋代的一门显学.     

《公羊》学的大一统

《公羊》学喜讲微言大义 ,大一统则是其根本观念。《公羊》学的大一统体现于“元年春 ,王正月” ,前者是从形而上的说明 ,后者是从形而下的说明 ,而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都必须落实到尊王这一中心。     

试论王逸《楚辞章句》“经学”阐释的思想文化特征

:把王逸《章句》的“经学”阐释放入汉代文化的动态的建构中进行把握 ,可以发现其中所包蕴的是一种要求思想新变以及关注现实的思想文化特征。王逸用“经学”的观点驳正了前人对屈原善意的不解以及经学领域对屈原的歪曲与批评 ,对屈原人格、精神以最大限度的首肯 ,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     

吴澄《春秋纂言》的诠释特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吴澄的《春秋纂言》是《春秋》诠释史上颇具特色的经学文本。缘由在于其继承朱熹疑经改经的治学进路,以己意“点窜经文”,于经之阙文处以方空补之,终成一家之言,呈现出以天道论《春秋》、博采诸家和尊奉朱子的诠释特色,涵具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为元代《春秋》学研究注入了别样的元素,尤其是在官学《胡传》系统之外,开辟了尊奉朱子《春秋》学的新路径,一方面为朱子《春秋》学的延承赓续学脉,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元代《春秋》学绝非只有《胡传》一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故而吴澄的《春秋纂言》就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元代《春秋》学多元衍化和走向的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周汉儒学转型期中的“尊王”与“王鲁”--兼及《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的两汉命运

作为中国经学特别是《春秋》学的两大命题,“尊王”与“王鲁”分别主要出现在《谷梁春秋》的经传与《公羊春秋》的经传汉注中。二者所蕴含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在本质上决定了《春秋》二传在两汉的地位,甚至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廖平的兼治三传与《三传折中》

廖平《春秋》学的特点,是兼治三传。所谓“三《传》镌后,别为《折中》”。即在兼治三传的基础上,力求三传会通。认为三传同源,所说经义大同小异,而历来治《春秋》者过分夸大三传的区别而忽视三传在经义上的大同,实际上完全蒙蔽了三传的真意。由此,廖平指出:《春秋》三传或文异而义同,或各明一义而皆可通,或须会观三传而《春秋》之义始明。因此,三传同出一源,同为解经之作,大纲宗旨并无不同,甚至最终否定了经学今古的壁垒。廖平会通三传,首先是论证《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传一样,都是解经之作,二是以三传经义的大同来弥合三传文字的小异。尽管他会通三传的结论仍有待于深入论证,但其兼治三传的学术思想則是值得肯定的。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略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观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而展开的重要文学思想,即“自然”论文学观,这一文论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其中,钟嵘及其《诗品》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批判诗歌创作热衷“用事”、讲究“声病”之风,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崇尚“自然”而不废文采。其理论取向与刘勰颇为一致,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     

从《孟子正义》看焦循的义理之学

焦循对汉学名之为考据学特别反感,多次指陈考据之无据,认为纯粹的考据只能被视之为补苴掇拾之学,务碎琐,难识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焦循返躬自身,尝试以义理之学去弥补汉学的不足。文章以《孟子正义》为焦点,从义理学之途径、义理之学的旨归、义理之学的局限等角度,对焦循的义理之学做个较为客观的观照。     

治经方法的嬗变与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

从治经方法的变化考察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可以看出清代《春秋左传》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揭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治经方法对应不同的研究课题，标示着某种学术规范的确立。治经方法因各个阶段所反对的对象不同而变化，治经方法的嬗变实际上意味着旧的课题的解决与新的课题的树立，反映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轨迹。     

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

三家《诗》的辑佚始自宋代王应麟的《诗考》。《诗考》的撰写受朱熹的启发,但更是宋代疑经思潮的表现。《诗考》一书虽存在不少缺点,但王应麟的辑佚方法,《诗考》的内容、编写体例对清代三家《诗》的辑佚有示范意义,王应麟辑佚所得也成为清代三家《诗》辑佚的校勘材料。     

庆历学风与王安石的《诗经》学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子《大学章句》建构体系的梳理与析出

朱子《大学章句》之所以能对后世有极深远的影响,除了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外,更在于朱熹为《大学》建立了一个浑然圆成的体系。这个体系是朱子的妙心神运处,他将《大学》区分为经与传,并通过种种手段形成了经与传相协调的布局,而且他以本末合的理念贯通全文,使得义理通畅而别具一格。正是在这种布局与理念的互为支撑下才形成了朱子的《大学章句》体系,使得他对《大学》的解读与发挥超出于众人之上,而自成一家。     

朱熹对苏辙《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北宋初年,《春秋》学在孙复、刘敞等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逞意说经"的弊端。苏辙撰《春秋集解》,提出了"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力革《春秋》学之弊。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苏辙"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批判了南宋《春秋》学存在的"逞意说经"及"一字褒贬"的解经弊端。在《春秋》义理学上,朱熹又表现出与苏辙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批判了《左传》的权变思想,并主张以理即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阐发《春秋》经义的依据,不仅推动了宋代《春秋》学义理思想的深入,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论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

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编撰方式,遥承朱子之志,兼采经史纪传等,先经后史,会通《三礼》,以时间为序汇纂古代礼制材料,并对古代诸家议礼之说加以考辨折中,以分节之法编纂;编撰指导思想,秦蕙田推崇朱子治礼之法,重视义理,辅以考索之学;礼学思想,秦蕙田承朱子《周礼》为宗周典制与尊王等思想,主张礼应经世致用并与时俱进;学术取向,秦蕙田对朱子及其弟子之礼说非常尊重,有关重要礼学问题,一以朱子之说为依归。从治礼宗旨与学术取向等角度分析,《五礼通考》是一部具有宋学色彩,受朱子礼学影响较深的礼学巨作。     

从《易泛论》看王安石《易》学的训诂特色

王安石的《易泛论》是一篇解释《周易》字词的专章,反映了其治《易》注重训诂的特色。本文从《易泛论》与《易解》的关系入手,通过对《易泛论》所释字词与《周易》卦爻及诸传对应的比较分析,结合《周易》语境,对王安石治《易》的训诂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易》到《论语》的经学转向——扬雄晚年思想转变的经学解读

扬雄采取模拟的方式著述,晚年从五经之首的<易>转向当时尚称为"传"的<论语>,其弃"经"从"传"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汉末年<论语>经学地位的提升,一是扬雄希冀"尊孔辨经"以言立法.<法言>便是扬雄转向<论语>研究的产物,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经典选择的不同、解释方式的不同和解释资源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