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公开发表过程的历史内情探析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学术界公认为发表于1942年5月,其实1942年5月发表的是“口头讲话”,真正以完整的文本形式公开发表则在近一年半之后的1943年10月19日。这种现象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其实是一个历史之谜,60多年来包括经手整理和编辑过《讲话》文稿的当事人胡乔木、黎辛等人在内都未能彻底解开这一谜底。笔者通过大量文献考证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详细梳理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口头演讲到文本出版的全过程,并揭开了其所以推迟发表的谜底。     

文本旅行与文化语境——华兹生英译《史记》与倪豪士英译《史记》的比较研究

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是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的跨语际旅行.以旅行理论为参照,以进入历史的方式面对翻译这一文本旅行的过程,对美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两次《史记》英译过程展开基于历史语境的个案对比分析,有助于在历史状态中认识差异性,获得对翻译与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的更深入理解.     

文学史的写作类型与文本性质——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三次修订

通过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原本与三次修订本之间的比较研究,首先分析了两种文学史的写作类型--学术专著型和教科书型的特点,以及刘著文学史的写作类型的变化;其次分析了三次修订带来的另一种变化--文本性质的变化,由此探讨了人文性叙述文本的特性,暗示了阐释性观念在叙述历史中的作用的限度,以及超越这一限度可能带来的危害.     

九个五年计划和相关文献问世时间表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中财委从1951年着手编制,1953年始,经国家计委多次修改。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李富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的报告》。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编制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于9月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比较批评

本文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的批评历史、批评文本、批评主体进行了比较和重估。认为在近现代文学批评革命中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文学批评的第一篇革命宣言 ,在启蒙意义上 ,王国维较梁启超意义更大。     

《文心雕龙》的反思与启示：百年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引发的学理追问

2011年3月25~29日,百年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11次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文心雕龙》进行了研究：一是《文心雕龙》的文本研究。即对存疑文字的辨析与解释;对文本理论意义的阐释;对文本思想内涵的系统性论述。二是对《文心雕龙》研究成果之研究。即对经典成果的解析与反思,以梳理出一些基本观...     

历史的自动呈现及其当代意义——评《解放区戏剧研究》中的四个分析路径

《解放区戏剧研究》一书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入手;关注1942前后文艺家创作的思想历程,描述他们非主体意识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并以历史剧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探寻历史、现实、戏剧之间的关系.全书从“启蒙”和“大众化”的视角,描绘了解放区戏剧发展的历史轨迹,阐述了其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国外影响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宣言书,也是二十世纪中期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讲话》的诞生,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起着无可置疑的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很早就译传国外。《讲话》正式公开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时     

文学批评理论与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由《黑暗的心脏》不同解读及殷企平与王丽亚学术争鸣说起,讨论了文学批评理论对文本意义理解的作用及文学批评理论与文本意义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重点指出依据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由副文本窥探沈从文《边城》的创作

文学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副文本的引入成为研究文学内部与外部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探寻文本本身也具有开拓性与丰富性。沈从文的《边城》作为其代表之作,引领我们进入独特的湘西世界,在文本的创作及发表过程中,围绕《边城》文本周边的副文本组成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料,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阐释意义及史料价值。文章就将从《边城》的新旧题记、题识五种以及注释和标题等副文本来具体论述《边城》为我们呈现出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恢复感觉理解含混体贴文本——文学教学与文本阐释的实证研究

在文学教学中,文本阐释占有重要位置,却往往被教学人员忽视,以为无关宏旨.文章强调贴近文本,以文本细读为路径,借鉴“新批评”理论,对朱自清《荷塘月色》、何其芳《画梦录》与革命的联系之有无,北岛诗歌《一切》、《回答》中的悲观与乐观、绝望与希望的转换,张爱玲与李安的同名作品《色,戒》的情与性、色与爱的内涵与异同,从恢复感觉、理解含混、体贴文本三个方面,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阐释,解答围绕上述作品产生的争议,深化文本阐释的根本意义.     

要把《讲话》作为历史文件看待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42年发表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革命文艺工作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作用已成了革命发展的迫切课题。《讲话》正是集中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意见,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对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发表了意见,成了当时我们党领导文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它在统一革命文艺工作者对许多文艺问题的认识,教育全党认识文艺工作者在整个革命斗争     

周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掀起一股批判性思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为整肃这股文艺思潮而形成的理论纲领.《讲话》本身是一个时段性、针对性很强的文艺发展方针.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周扬突破了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意义的既定表述,不断大力提升《讲话》的历史地位.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前行,周扬意识到《讲话》精神的局限性,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拓展和修正.     

历史文学作品的三个层面

童庆炳在《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6期撰文指出，历史文学作品由表及里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重建历史世界。历史本身不是文本，不是真实叙事，但如果历史文学家不借助历史文本的话，那么就无所依凭，创作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悖论：历史文本不完全真实，可不借助历史文本创作就没有根据。历史文学家要把握历史精神完整地重建历史世界，不要为历史文本所束缚。第二层面是隐喻现实。隐喻是一种修辞格，它是指某个言语过程中，此物被转移到彼物上面。尽管此物与彼物是不同的，但差异中又具有相似点。历史文学用言语写历史上的人与事，这就是“此物”；但这人与事中隐含的历史上的人与事，这就是“此物”；但这人与事中隐含的历史精神，通过心理联想，被转移到现实，这现实就是“彼物”。第三层面是哲学意味。这哲学意味是自然的，是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生硬灌输进去的，更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响彻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声——柳亚子诗词概述

茅盾先生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说:“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之为史诗,我以为是名符其实的”。     

《新潮》的历史、内容及编辑思想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兴起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口号的思想文化运动。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学生创办新潮社,效法《新青年》,于1919年1月1日出版社刊《新潮》杂志,积极推广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这里从历史发展、文本内容和编辑思想三个方面介绍并分析《新潮》的基本情况。     

《讲话》与创作情绪的转换

中国现代文学跨入建设新的人民文艺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讲话》所激起的时代反响,至今仍不绝于耳。一切有志于建设新的人民文艺的作者,每读一遍《讲话》,都会体验到一种令人感奋的情绪,从中去寻找艺术的新生命。     

政治学视域下的《实践论》新探

1937年7—8月,毛泽东应邀为抗大学员作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讲演的讲义——《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在集中学习、钻研相关哲学论著基础上完成的。《实践论》作为讲义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从哲学上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和总结的重要文本,其政治意义更在于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将这一经典文本放回到毛泽东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从“文本与历史“互构角度基于政治学视域重新解读《实践论》,有助于探究他在授课写作时的所思所想与自身所处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