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汉赋及汉代文学的勃兴

汉武帝是汉朝第一位对文学感兴趣的皇帝,通过肯定从未获朝廷认可的文学价值观,汉武帝事实上实现了文学的体制化.汉武帝之后,汉代的文学基本属于皇家的,赋尤其以皇帝及其体制为中心.虽然制度化往往被视为对文学创造性的遏制,但在汉武帝时期,其效果则恰恰相反.由于汉武帝独特的文学品味以及他对当时文学价值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时主要文体特别是赋的地位,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兴盛.     

“法律与文学”的中国语境化解读

西方＂法律与文学＂流派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体系,强调法律与文学间的逻辑可能性,法律通过调动文学叙述和文学文本的积极性来实现两者互动和共谋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冯象和苏力进一步展开中国语境化解读,中国化语境中所特有的政法策略选择体现了＂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语境化特征,并可能进一步延伸其政法实践意义。     

汉赋与文学自觉

汉赋不仅是文学自觉的前奏,也是文学自觉的标志。汉代赋家队伍的形成与汉赋创作的繁荣是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汉赋批评是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汉赋体裁的确立和文学观念的明晰则是文学自觉的又一重要标志。     

论文学活动的文学语境与历史语境

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文学语境常常被等同于历史语境。从实践主体与现实环境的构成关系看,文学语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文学活动提供条件与可能性,同时发生制约作用的相对独立的具体场所,它与历史语境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韩礼德语境理论下的书信体文学汉译研究——以《大地上我们一闪而过的荣光》为例

《大地上我们一闪而过的荣光》(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是由新生代越南裔美国作家汪洋(Ocean Vuong)创作的书信体小说,该小说体裁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以追忆式叙述手法,刻画人物心理细腻,情感表达深入,叙事角度独特。韩礼德的语境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数见不鲜,但少有人将该理论与书信体小说结合起来进行探究。以书信体特有叙事手法为契合点,从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个层面归纳了六种相对应的翻译机制,可以为书信体文学汉译提供参考与借鉴。     

当代语境下文学的别一种表达——以回族题材为视点

从回族题材的文学创作看,宗教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特点是,在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引导下,有效地淡化了宗教的现实作用,而文学对于宗教在较长时间里的规避,便成为这种大的语境下的必然选择。到了1980年代,一些回族作家借助文学来张扬民族文化精神,使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在日趋物化的语境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示,但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文化的异质特点,对于其精神层面的价值提示意义认识不足。而在当代语境下文学对宗教的表达限度是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审美方式

本文从世界文学语境的角度,论证了各文化区域文学审美特质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人类尽管在语言、文化与文学传统存在着差异,但是人类在情感上存在着相通性,这种相通性奠定了不同文学表述融合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的不断延伸又在于文学审美的独特性。这一关系是一种横向互动的和互补的关系。由于文学是人的审美创造,是人在审美意义上对于自身和世界的再现,所以,世界文学的基本模式就绝不是一体化的单一构成,而是以人的审美活动方式个体化为基础的、由无数样式为基本方式的文学形式。这种基础和样式并非是个体审美活动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而是人类突破时空界限所构成的新的精神生存和发展模式。人在更高形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将不断获得更高意义上的精神解放。由此,人的审美能力、审美选择和审美情趣等审美个性将得到空前的尊重和实现。换言之世界文学提供了结构性的一体化,但在审美方式上则是极具个性化的时代。而具有世界眼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把握审美特质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汉代辟邪文化视野下的汉赋创作

汉代辟邪习俗非常兴盛，形式多样。尤其是大傩活动，在汉代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汉赋对此记载颇为详细。可以说，在题材表现领域，汉赋深受汉代辟邪习俗的影响。     

汉英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语境重构——以《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为例

翻译是以译语为媒介的异质文化沟通活动。优秀译本应能在译语读者中产生与源语读者对等的交际效果。文化的民族独有性导致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历史文化、风俗文化等文化语境因素出现差异,影响翻译顺利进行。通过分析《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探寻译者文化语境重构策略,指出翻译时可通过语篇重构、替代、释义、增益、删减、创译等方法,在译语文化接纳范围内重构文化语境,进而实现译本的读者认同与有效传播。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简论汉赋在汉末的发展特征

东汉末期的赋坛,在创作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赋与模拟之作已漸少,抒个人情感之作成为主流;赋受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诗化的痕迹;道家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把握这一阶段赋的发展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汉赋的全貌是不可或缺的,也有助于认识汉赋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

汉代赋家与史家集于一身者达26名之多,对汉代赋与史书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史家之赋,多用故实,善作古今对比,历史感强.赋家之史,保存了大量赋作,描述了赋的发展流变的轨迹.赋家、史家知识结构相通与汉代人强烈的尊史意识是赋家、史家多集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从班固的《两都赋》看汉大赋的体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赋体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汉赋以其雄浑、壮阔的艺术效果反映了大汉帝国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写京都、田猎的骋辞大赋尤其能反映汉赋的特色与时代精神。本文试图以汉大赋的代表作品班固的《两都赋》为出发点,考察汉大赋在体制、风格方面的特点。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汉字与汉赋

中国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蕴含着呈形显象的直观优势 ,因而汉代赋家在创作中注意字形的选择与字汇的排列、组合 ,力求通过凸显文字之形来直接体物呈象 ,在文学的形象性创造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论汉乐府诗的生命意识

汉乐府诗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是汉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有感而发,透出浓厚的感伤色彩,但没能超越生命本体而得到升华。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生命意识的发展,在这里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但它终止了战国以来轻生重义的社会风气,体现出人们对生命的珍视。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