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长期支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和外资与外贸红利逐渐消退。各项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日益凸显。因此,在传统红利消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在转变着眼点上要实现从短期向长期的转变,在转变突破口上要从传统红利空间向新红利空间的转变,在转变重点上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在转变目标上要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以推动新的红利空间的形成。     

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用江苏省"五普"数据以及历年统计年鉴的数据,考察了江苏省人口转变的过程及人口红利水平.借助2001-2005年江苏省各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均GDP增长率为因变量,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从业人口比例等指标为自变量, 分析了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相对于资本的作用而言,其影响较弱.     

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长期机制的构建

依据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传统红利逐渐消退的事实背景,以新红利空间创造为目标,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面临的供给约束和长期约束,按照供给管理的客观要求,从供给结构优化机制、创新驱动机制、要素供给配置机制、制度供给机制、供给主体结构优化机制五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的长期机制。     

"人口红利"期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探讨

中国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人口红利”将逐渐演变为人口负债。通过对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进行分析比较,认为建立以完全积累制为主体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将更有助于充分挖掘和延长“人口红利”。     

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

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内在的协同联系效应。论文基于1990-2010年的甘肃发展数据,建立了甘肃省GDP、人口红利和劳动参与率协整分析模型。研究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助推甘肃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人口红利对甘肃经济规模扩大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甘肃GDP将增加6.88%,人口红利每增加1%,甘肃GDP将增加3.48%。甘肃作为西部省份,用好用活人口红利、提升劳动参与率是实现区域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论深圳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决定人口红利的重要因素,深圳人口的快速增长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其根本的动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上:深圳在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超额的"人口红利",这些超额的人口红利反过来又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深圳若要继续获得超额的人口红利,就必须改变获取人口红利的途径,这是正确把握并协调好未来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容.     

人口红利与河南经济发展

对人口红利理论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梳理,结合人口红利期的判断标准对河南省人口红利期进行了界定,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出人口红利对河南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在分析河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充分实现河南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健康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江苏省面板数据分析

江苏省是我国持续处于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较早较快的省区,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减少消退。为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从结构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健康红利"。构建了测量健康红利的指标体系,基于面板数据对1999—2018年江苏省的健康红利进行了量化评估,并对经济发展水平与健康红利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质量与健康红利水平息息相关,健康红利不仅能改善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还能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后人口红利时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厚和释放健康红利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高健康红利水平不仅要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而且还要制定相关制度,为收获健康红利创造条件。     

人口素质红利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当前中国人口现状呈现出"新常态"的特点,同时,人口要素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以往的研究中对人口要素的关注大多是从人口数量红利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从前人关注较少的人口素质红利视角出发,分析当前中国人口素质现状,厘清中国未来进入人口素质红利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现实意义。     

珠三角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分析

本文通过珠三角地区2000年至2010年常住和户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数据,分析珠三角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实证研究外来劳动年龄人口对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并提出相应利用人口红利的对策和建议.     

数字经济、结构红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探究结构红利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会通过释放产业结构红利和人力资本结构红利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显著影响;在城市特质差异上,数字经济发展在非资源型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城市、一二三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表现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经济繁荣,释放经济结构红利,进而促进社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升级版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加速相伴随。在人口老龄化前期,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四十多年,得益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而从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视窗即将关闭,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加速老龄化时期,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只有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才可能实现富裕与老龄化的同步,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升级人口红利,从而促进经济升级,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等方式又能填补人口红利消失所产生的增长缺口。因此,"人口红利升级"和"经济结构升级"同步螺旋式升级,两者相互促进,成为后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增长动力。     

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管理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新特征进行评价,探讨红利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判断红利变化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约束。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求关系的局限性,最后从改善供给结构、改善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方面探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管理。     

人口红利的本质、衡量与中国考察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人口发展中形成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通过劳动力、储蓄和人力资本等促进经济增长。仅依靠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陷,通过就业人口修正以年龄界限作为划分生产性人口与消费性人口的缺陷,得到有效抚养比,再以人力资本为突破口,抛弃生产性人口的个体和时间同质性的隐含假设,得到能力抚养比。同时使用三个抚养比,对中国人口红利发展进行考察,发现中国仍存在一段时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鼓励农村隐形劳动力转移,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深挖存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需加快积累人力资本,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南通市人口结构演变与产业转型研究

正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持续进行,尤其是人口再生产过程受到外在因素的强力干预下,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重要现象之一就是"人口红利"与老龄化的问题。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老龄化的问题     

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推导,建立人均收入、人均物质资本和总抚养比三者的计量模型,利用1987—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理论对计量模型进行检验,研究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长期,总抚养比对人均收入具有负向影响,人均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并且总抚养比变化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比物质资本投入大;在短期,抚养比变化并未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人口红利”、劳动者利益与我国经济转型——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人口红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的时滞,在量上是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由于这一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家利益相互对立,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之间存在静态矛盾。在动态分析中,"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动者利益。"人口红利"消失,实现经济增长要求向"创新红利"时期的转变,但同时也要兼顾劳动者利益。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是由"人口红利"时期向"创新红利"与"分享红利"交融时期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养老金缺口等相关问题,化解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需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为"创新红利"模式的发展注入持续驱动力。     

中国应着力开发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格局已趋于终结,一次人口红利正逐步衰减,将来要想为经济高增长提供人的支撑,就必须转向二次人口红利开发,着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借鉴美欧日韩等国家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经验,我们发现,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是：延长义务教育,强化职业教育,矫正高等教育,优化在职培训,加强健康保护,打破劳动力流动障碍。     

西部民族地区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尚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说明该问题存在着地区间差异。在改进的区域人力资本综合测评体系基础上,利用1997年—2011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动力可能来自于固定资产投入和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的相对高效率;而较低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和较低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政府支出效率阻碍了经济增长;基础教育、高层次人力资本贡献、素质、出口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