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广东法政学堂创办始末

1906年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于广州的广东法政学堂是清末新政时期广东地区创办最早的新式法政学堂,同时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官办性质的法政学堂之一。学堂成立之际,夏同龢任学堂首任监督,他亲定章程、规范办学,初步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对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法政教育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后因民国代清,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陈融担任首任校长。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先导--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近代法学教育肇始于清朝末年，为满足改良政治、立宪修宪的需要，经过政府的推动和社会的响应，清末法学教育开办之初便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作为第一批政府办学，为近代的法学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陕西法政学堂与西北大学沿袭关系考

依据新发现的历史文献,清理出了从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陕西课吏馆,到陕西法政学堂,到关中法政大学,再到西北大学的清晰历史脉络,从而勾勒出陕西近代法、政、商专门教育的起源和发展轨迹.重点着墨于附设陕西第一个学堂研究所等创举.     

论清末法政学堂之学制

清末各省仿照《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来建立本省的法政学堂,以满足本省对法政人才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各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学制进行相应的改变,使法政人才的培养混乱,对当时法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福建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本文辨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的历史,提出福建船政学堂为近代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观点,论述福建船政学堂在办学体制及模式、推动社会近代化发展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历史地位和深刻影响。     

试论焦作路矿学堂的创办及其意义

创办于晚清的焦作路矿学堂是当今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它由英国福公司投资创办 ,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批私立高等学校之一,第一所工科私立高等学校,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的矿业高等学府,是外国人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创办最早的高等学校.从焦作路矿学堂的四年学制和学生入校年龄来看,该校应属于高等教育.在废除科举制度四年后成立的焦作路矿学堂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等方面主要是采用从西方引进的先进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管理体制.该学堂作为当时西学东渐的一个窗口和桥梁,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中国高等教育溯源—论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的创建

中国近代教育最早出现于18世纪40年代,它是由外国教会举办的一些学堂,其中有些学堂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大学,但这些大学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当局和民众对于国家独立、民族自强的发展愿望.直至19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出现了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产生了中国近代大、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系统学制.这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划时代的创举.     

湖南时务学堂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

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也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在教育宗旨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时务学堂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     

商科发展95载 诚邀院友共庆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将在2007年10月举行院庆活动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将在2007年10月举办“西北大学商科发展95周年暨经济学专业恢复招生30周年与国家MBA教育10周年院庆活动”。根据《西北大学校史》记载,1912年由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实业学堂和三秦公学组合在一起的西北大学中就设立了商科,马凌甫任商科学长。     

武汉大学沿革与现状

武汉大学最早的前身,是清末洋务派的著名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在武昌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是近代中国创办最早的具有高等教育萌芽性质的学堂之一,1902年自强学堂更名为方言学堂。1911年方言学堂停办。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和师资为基础,创办了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师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广州高师等一起,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四所国立高师。从自强学堂演变至武昌高师,一所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逐步形成。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立法与法制变革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私立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中,发挥了作为新法律文明强有力杠杆的作用.私立法律教育由于附丽于种种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是兼而有之的.     

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中国有自己的法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实践的探索中走出来的。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治理论最重要的源泉,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必将催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旨在从学术流派的角度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和中国法治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阐述。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梳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实践,在国际视野下开拓创新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法治建设走出一条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之路。     

英美法与中国的法学教学

英美法自传入中国以来，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法学教学领域，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学教学的内容，而且也促进了中国法学教学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我们应该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吸收英美法中的精华部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学教学。     

法治启蒙的内容初探

法治启蒙的内容包括建构法治精神与批判传统政治法律意识。法治精神即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包括民主意识、契约意识、法律至上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等。在建构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同时,还要大力批判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我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主要有官本位意识、臣民意识、法律工具意识等。     

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协调发展的思考

民主法治是一种文化,它可以分为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两大部分。显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法律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等三个层面;隐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法律心理、政治法律意识和政治法律思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显型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略显滞后,主要表现为：隐型的权力本位思想与显型的权力运行规范的冲突;隐型的权利意识与显型的民主制度的反差;隐型的法律心理与显型的法治原则的背离。当前,为了实现显型与隐型民主法治的协调统一,应重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进行隐型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普及和传播民主法治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等,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与现代的政治法律相适应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即培育人们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则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制度等环境之中。     

从刑律到民法:“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生成考论

研究源自《大清现行刑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何以能够作为民初民事审判的主要依据。分析认为,《大清现行刑律》的内容、结构和在清末的实施是重要铺垫,民初政治和法制环境造成的民事审判法源的缺失是客观使然,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经过立法与司法“合力作用”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它的适用促使完整意义上的民法近代化进一步推进,虽为过渡之用,却构成了民法近代化历程中古今中外民法交汇的“枢纽”。     

以"法治认同"替代"法律信仰"——兼对"法律不能信仰"论题的补充性研究

法律信仰不适应中国,我们应该用"法治认同"代替它。法治认同内含着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和权利的维护,它适应了中国公众法治素质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对中国法治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保持理性的认识。"法治认同"尤其要求当权者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有利于实现认同主体的普遍性;它为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恶法亦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市场经济对法治认同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对人们正当利益的承认和维护,是法治认同形成的现实基础;政治的秩序性、民主性、合法性,与法治认同的形成密切相关。     

刑法功能的宪政基础考略

刑法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指向这样两个维度:实现政治治理的安定化和确保无辜者不被卷入国家的打击范围。理解刑法的功能,不能仅仅局限在法哲学层面,而应当进入到宪政操作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建构一套适当的制度操作方案。     

李维汉与陕北公学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李维汉是陕北公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陕北公学工作期间，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抗战建国以及党性办校的管理理念，同时贯彻民主教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及学员间应同步学习等教育思想。李维汉管理理念和教育思想在陕北公学的贯彻，培养了一大批抗战干部，丰富了干部教育的内涵，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奠定了中共干部教育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