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教“和稚”与酒文化精神

酒与文字犹如酵母与酒瓤在互为因果相与发酵的漫漫岁月中日见其产品之醇正、醇厚和醇香,这就是酒与文学的天然缘分。酒之于文学的巨大威力要从生理心理以及酒文化的美学原理上来加以考察。美学生理学认为,人之所以爱美且能够十分准确地感受到美,是因为生命活力的作用,而生命活力要依靠一种被视为重估价值所最终根据的“强力”支撑。尼采认为在所有的强力状态中,“醉”是第一条。酒神精神就是生命的自由精神,中国的道家思想更接近西方的酒神精神。因此中国的酒文化精神应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对于酒文化而言,道家思想在儒道释三家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的酒文化却肇始于儒家,这一则是因为酒的生理作用及其客观效力,二则是因为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并非水火不相容。相反,儒道释三家都很重视心灵问题,都建立了各自的心灵哲学。儒道释三家所追求的人生与审美境界都以天人合一的“和雅”之境为最高目标。三家互补相融构建以“和谐”为核心的“和雅”精神才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完美整体。儒道释三家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中国传统美学使中国的酒文化精神迥然有别于西方的酒神精神。     

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作为审美接受的“兴”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极富原创性的核心范畴之一。兴最初是作为阅读理论和接受方法而受到文论家们的关注。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美刺走向审美的过程,当兴淡出于美刺教化、突显文学和审美功能的时候,兴作为接受的一面呈现出蕴藉含蓄、意在言外之美,日益满足读者对作品的认知需要,使读者从更广阔的空间体味其"韵外之致"。兴的内涵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与古代的言意之辨有密切关系。     

庄子的言意思想浅说

言意关系是自《易传》始至禅宗以降一以贯之的中心课题。而庄子的言意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语言符号学(语义学)思想的基础,对魏晋之际言意之辨发出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地影响。为此,本文拟从哲学语义学角度》对庄子的言意思想试做粗浅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宋。何谓“言”? 庄子说:“夫言非吹也,有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末定也,果是言邪?其未尝有言邪?为异于觳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齐物论》)“吹”,指风吹。“觳音”,鸟之出卵而鸣。“辩”通“辨”,别也。“夫言非吹也”,郭庆藩《庄子集解》云:“夫名言之与风吹皆是声法。而言者必有诠解,故曰有言”。“言者有言”,“即     

庄子言意之辩及其符号美学分析

庄子的言意之辩,深刻地触及到了文艺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文章认为庄子“言”、“意”关系与“虚静”说结合可以与“言”、“象”、“意”贯通,并从符号美学的角度分析庄子“言”与“意”的关系及特点,阐释了庄子言意之辩深刻触及到文学语言根本特性的原由。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论庄子言意之辩

关于“言意之辩”，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分为两种观点：“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庄子主张“言不尽意”。认为“言”只是会“意”的工具；他通过“得意忘言”的方式解决了“言”与“意”之间存在的矛盾。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对中国传统美学影响颇为深远，开启了传统美学对意境美的审美追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儒道自然观念的批判

本文旨在探讨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传统儒道文化所持自然观念进行的批判。从汉魏时期的自然与名教之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与因果论辨,佛教的批判发挥了最为重要的功能。     

“得意忘言”与“以注合经”——王弼文本诠释方法探析

“言意之辩”与“以注合经”是王弼诠释文本时所用的基本方法。在“言意之辩”中，王弼用“得意忘言”来调和“言尽意”与“言不尽意”间的冲突，并用“以注合经”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在“以注合经”中，王弼又发展出“崇本息末”、“守母存子”、“执一统众”等新的书写形式来解决文本上的冲突。借助“言意之辩”的方法和“以注合经”的文本书写形式，王弼在本体论层面上较为圆通地融合了儒道思想。     

诗歌语言的指称与非指称——中国诗学语言向度的理论评述之一

1 古典诗学对语言的关注起源于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言意之辨”。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言意之辨”的实质远远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宽泛地说,“言意之辨’不仅蕴含了语言表达能力论辨,更是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哲学方法。由于后者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讨论的重点将不得不缩小到前一问题的范围。关于言意的关系.魏晋时期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言尽意论是针对言不尽意论而提出的,其代表是西晋的欧阳建。《艺文类聚》一九《人部》三《言语》保留     

论言意之辩的核心问题的体认和教育问题的对应性

言意之辩是源于中国先秦而盛于魏晋的热门话题.言意之辩有三个核心问题:"言尽意"、"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尽意"的体认和教育的可行性,"言不尽意"的体认和教育的局限性,"得意忘言"的体认和教育的创造性,是饶有意味的对应关系,认识这些对应关系有助于对当今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作出一些有益的思考.     

言意之辨与《文心雕龙》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领域展开了一场关于“言”与“意”关系的讨论,是为“言意之辨“。随着辩论的深入发展,并伴随着当时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这场本自玄学领域的讨论逐渐渗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借助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的观点,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例,分析其得益于“言意之辨”的地方。     

论“儒道互补”在李泽厚美学中的确立

李泽厚提出"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主线"。他把从思想史发掘出的"儒道互补"也应用到美学领域中,引发了美学中的命题矛盾。李泽厚最终通过"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调和了矛盾,获得了"儒道互补"在美学上的确立。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上)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小大之辩"与"有无之辩"——《庄子·逍遥游》新析

在<庄子·逍遥游>中,"小大之辩"揭示了"逍遥游"的主体,因此也可说是"逍遥游"主体之辨."小大之辩"还涉及与"逍遥游"相关的时空大小之辨.至人、神人、圣人都可说是逍遥游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至人高于神人、神人高于圣人.庄子的"大言"是与"大知"相联系的,人们可借助其"大言"走向"逍遥"与"无为",因此其"大言"并非无用.惠子认为庄子的"大言"大而无用,与他仅有"小知"而无"大知"有关.在<逍遥游>中,为充分理解"逍遥游"以及"小大之辩",需结合"有无之辩"."小大之辩"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局限性大小之辨,而"有无之辩"可说是在特定方面局限性有无之辨.     

魏晋“言意之辩”新析

言与意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言能否完全确切地表达意。这是语言哲学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真正形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并展开激烈论争则是在魏晋时期，史称“言意之辩”。“言”在古汉语中有多个义项，在“言意之辩”中其义指的是“语言”。“意”的含义指的是“意图”或“思想”，而“意图”或“思想”是思维的结果，所以，言与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主要表现为“言不尽意”和“言尽意”这样对立的两派。持“言不尽意”论者认为：“言”和“意”两者具有相对独立性，语…     

从"意在象先"到"体无"--论王弼哲学的认识论及其美学意蕴

王弼的认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言意之辩和体无.言意之辩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被提出,研究者往往注意此文的第一段,对第二段则很少注意,第二段其实也有很深刻的思想,即意在象先的命题.此思想对干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体无是王弼哲学的最终追求.在意在象先和体无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发掘这种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王弼哲学.体无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共同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典诗学"言意之辨"的美学生成

言意观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话语之一,深刻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品格和诗学品位。本文以“言意之辨”的缘起为逻辑生长点,较全面地论述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义生文外等美学参数及生成机制,以期有效达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及其与世纪之交西方语言哲学的对话性接轨。     

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魏晋玄学的三大理论主题即：有无之辨、情理之辨和群己之辨,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有无之辩落实到人生层面,就是关乎自然与名教的情理之辩,而自然和名教之辩背后所蕴含的即是人的主题。个体重自然,社会尚名教,从名教与自然之辨,必然引申到群己之辨。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自然与名教发生严重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明显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如何去调整或者把握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统一,成为玄学的重要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