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音乐进入唐代乐府体系的过程与特点新论

从“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对西域音乐的批判,可以窥知西域音乐在唐代社会的流行程度,而按时间顺序概括各个时期其流传的不同特点,又可以发现西域音乐在唐代流传的最大特点是“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对那些源自西域音乐的唐乐府曲调的改造上,由此西域音乐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在唐代乐府文学中绚灿盛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乐府曲调的演化及其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

乐府曲调在其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演化和变异现象,大约有三种形态:徒歌演化为乐歌,本曲演化出变曲,旧曲演化为新声。利用歌曲的和、送声,成为曲调演化的主要音乐路径;此外,亦有"摘唱"和"新翻"等方式。曲调演化是音乐新旧递变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音乐文化活动的产物。曲调演化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提供了歌辞创作的曲调依据;产生出一批著名的同源性曲调,拓展了乐府文学的空间;实现了旧曲的新声化,促成旧曲体式的新变;丰富了乐府歌辞的风格。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说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

乐府本有专门之学,与诗经学、楚辞学、词学、曲学,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音乐文学史学,然而学界对乐府学的关注却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文章阐述了乐府学研究的意义,分析了乐府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乐府学三个层面（文献、音乐、文学）五个要素（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的基本工作路径和方法,并对这些研究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思考。     

《乐府诗集》“误名”“误时”考

《乐府诗集》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宋前乐府诗歌总集,也是乐府制度、乐府文学研究的珍贵史料。在它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书名讹误和作者朝代名讹误两种现象。文章清理了南宋至清代的误名、误时现象,认为其与《乐府诗集》自身的刊刻流传紧密相关,同时也受相关同类书籍流传的制约。     

多元音乐环境下齐梁乐府的新变

南朝齐梁时代,源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多种音乐的并存、影响与互渗形成了多元化音乐环境,为乐府创作提供了繁荣、发展、新变的空间,成就了齐梁乐府创作在乐府史上的特殊地位。齐梁音乐的新变以流行新声为主导方向。乐府创作的新变也体现出明显的"新声化"特征,尤其反映在五言四句体式的运用上。除体式外,齐梁乐府的类型、主题、语言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新变。     

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

王易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他的文学研究成就斐然,结合其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考察。早期他主张以“真实切用”作为文学衡量标准,调和新旧文学之争;吸纳西方文学理念与方法,重审文学的定义、分类等基本概念,同时以传统朴学修正新学偏失。在中期转向音乐文学研究,在乐府、词曲文体研究上颇多创见,构建以乐府为核心的韵文史,提出传统词曲的改良方法。后期的歌词研究注重实践,主张结合西乐的乐器乐谱,将词曲作法改造后移用到歌词创作中。王易的文学研究是传统诗词曲研究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他的乐学视角、中西对比的方法、对文学实用功能及创作实践的重视都值得借鉴。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元代诗人的乐府观与乐府批评

元代是一个乐府诗创作非常繁荣发达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所收340家元代诗人半数以上有乐府创作,同时元代的乐府批评也相当丰富,既有"题解类批评",也有"专论类批评",且各具特色。除左克明《乐府集》"题解类批评"、杨维桢于"古乐府"所持种种认识外,方回、黄景昌、吴莱、胡翰、虞集、孟昉、赵德、李孝光、周巽等人,则为其中之佼佼者。方回的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观、黄景昌的"古今乐府体"论、吴莱对《乐府诗集》的批评、李孝光的"古乐府"认识观、周巽的拟古乐府的创作与认识等,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对乐府批评进行关照,他们崇尚商周雅乐,揭示出在蒙元文化背景下的各自不同乐府观与批评个性,他们乐府观的核心是尊宗汉魏乐府。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论中古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

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乐府歌辞的音乐性结构,如解、辞、声、艳、趋、乱、正曲、和、送等,正因为音乐性结构,乐府歌辞多有拼凑与分割的情况,其创作构成与诗不一样。其二,民间乐府歌辞被采入乐府,或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此为本辞;但本辞在演唱时,往往要经过乐工加工,这是乐奏辞,不可将二者混淆,二者的差异既体...     

重审唐宋词体研究的现代音乐学视角

倚西声而填中词是早期艺术歌曲的通行做法,这种实践方式为现代词学研究者所借鉴,成为理解传统词乐关系尤其是“倚声填词”与“选词配乐”的经验基础。“音乐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倚声填词”的重新定义,将传统谱例之学提升到现代歌词学层面。唐宋诗词乐谱是骨干谱,一曲多变是其常态,不同于确定自足的西方现代乐谱。以往对词之本质特征的界定,过于强调其不同于声诗、乐府的以词从乐、由乐定词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选词配乐甚至以乐从词、依字行腔的一面。现代音乐学为我们将词的起源归结为一种音乐或乐曲形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也夸大了音乐的决定作用并造成了对“倚声”的狭隘理解。     

论鲍照乐府诗的新变与贡献——兼及“歌行体”与七言歌行诸问题

鲍照是先唐乐府诗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一位诗人。“拟”“代”旧乐府而独出机杼,确立与完善七言歌行之一途,并致力于对江南流行乐府诗的创作,是鲍照及其乐府诗表现在新变方面最为鲜明的特点。其中,尤以对七言歌行的确立与完善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正因此,鲍照乃获得了“乐府第一手”的美誉。     

解析音乐剧歌曲的演唱

音乐剧是一种风格轻快,擅长表现轻松幽默的主题,歌、舞、剧三体成分并用;娱乐性很强的音乐表演艺术门类。一部经典音乐剧的成功往往与其中歌曲是否广为流传息息相关。音乐剧类歌曲如《老人河》《雪绒花》都是我们所熟知的艺术价值很高但朗朗上口的经典。21世纪的学生音乐综合素质正在飞速提高,在各类文化活动、艺术交流过程中音乐剧歌曲越来越多被大家所采用。怎样演唱音乐剧歌曲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探讨方向。     

“听之金声玉振”——谢榛对诗歌音乐美的追求

音乐和诗歌具有天然的联系,音乐性是判断一首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自古以来,诗论家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从多个角度加以阐述,但大多只言片语不成系统。及至明代,茶陵派诗人李东阳以“调”论诗,以“具眼”、“具耳”辨格,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得到极大的阐发,然其后鲜有系统的论述。嘉隆年间,“后七子”中的谢榛可以说是明代屈指可数的音韵大家,他对诗歌音乐美的重视构成了其论诗的重要一环。在《四溟诗话》中,谢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诗歌音乐美的重要意义：音乐美是诗歌不可缺少的审美特征;音乐美对于表情达意有独特作用;以诗歌的音乐美为标准改前人诗歌。     

论音乐教育与脑功能的开发

音乐欣赏、器乐演奏、声乐演唱等音乐活动促进人脑功能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最新的脑结构与功能成像技术的直接观察及实验结果都充分证明了音乐艺术对多个脑区、多个神经生物系统的影响、促进和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效应和价值。音乐艺术教育的定位应是人生发展中的基本学科。根据脑发育与活动规律和脑认知活动规律,进行“基于脑、适于脑、促进脑”的音乐艺术教育,是今后音乐艺术教育者不断探讨研究的新课题。     

论乐府古题《豫章行》及其流变

《豫章行》现存汉唐时期的文人拟作共9首,其流变特点是：主题上所写的时事与古辞＂伤别＂主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语言形式上,显示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这些特点,体现了文人拟乐府创作的基本规律,说明文人拟乐府是介于音乐与文体二者之间的创作行为,在其文化功能上既有音乐文化因素,也有文体意义的性质,六朝许多文人诗歌范式就是在拟乐府的创作机制中逐渐形成的。     

论“节”的音乐意义及其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两汉文献中出现的“节”字,基本意义为“节乐”与“和乐”,同时还兼有“乐章”与“乐器”之意.“节乐”是实现“和乐”的前提和条件,“和乐”是“节乐”的结果.“节”的这一基本意义与音乐美学中的“中声”、“和”等概念范畴共同指示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方向大致形成于春秋末期.“节”的音乐内涵实际上处于传统音乐美学的中心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