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民粹派文学"的批判

十九世纪初期到中期德国兴起的"民粹派文学"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的主要观点集中于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条顿狂"、四十年代的"青年德意志派"的批判与对五十年代末德国作家兼学者拉萨尔"国民戏剧"的评论.也正是在对民粹主义思想批判与评论的过程中,马恩的"世界的文学"思想逐渐形成系统理论.他们致力于改造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世界历史",最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的文学"思想,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从历史到现实的深化.马恩通过对具体作家与文本的剖析,指出十九世纪德国"民粹派文学"的本质是以德国统一为口号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其政治理念是日尔曼式的封建复古主义,这种思想与经过马恩改造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历史"观念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业文明已经彻底挖掉了一切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直坚持对民粹主义文学与民族自我中心观念的批判态度.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轨迹——评黎跃进《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

"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学界对民族主义的内涵、演变、作用等都有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但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西方。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东方文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学,而东方文学的研究中,对古代     

论陈铨对"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的建构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基于共同的"民族精神",以<战国策>等刊物为阵地,在陈铨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文化团体--"战国策"派.他们从学术和文化上提出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论,呼吁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民族精神的重造,其主要观点是:引进、宣扬、阐释西方社会中崇尚武力的文化思想;批判中国柔弱文化传统,重新发掘中国文化中的"武道传统";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存在的误区,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战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把"战国策"派等同于法西斯,或者视作国民党的政治帮凶,是有失公允的.另外,虽然陈铨的"民族文学"理论纲领与左翼理论界的一些文艺政策不谋而合,但是在后者看来,陈铨的文学理论抹杀了人民群众在民族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否定了阶级在民族文学中的价值,因此对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陈铨提出的要建构一个让全民族同胞"利害相同,精神相通"的民族文学,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梦想.     

抗战时期文学的基本概念之辨析——兼谈"渝派文学"的阐释可能

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文学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然而对于抗战时期文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研究界缺乏细致地考察和明确地界定."抗战文学"及其"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大后方文学"、"沦陷区文学"等这些概念内涵外延不清,表述上有些混乱.这势必将影响抗战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宽和深入.从现代文学三十年整体来看,重庆和北京、上海一样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从重庆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来看,也_一样可以命名一个文学派剔"渝派".笔者就是在考察并指出现存的抗战文学研究诸多概念的缺陷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概念,希望基于此能展开对抗战文学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增深我们对于整个现代文学的理解.     

阶级还是民族——对1930年代两种文艺类型的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和左翼大众文学这两种文艺类型是1930年代国共两党不同的文艺政策的产物,他们分别诉诸文学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但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又不免存在相互涵盖的因素,这与30年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民族危机形势有关,同时也是检验双方各自理论阐释的难题。民族主义文艺诉诸民族主义的背后难掩阶级对立的事实,而左翼文艺坚持阶级的立场,却难免否定了民族情感的正当性。在创作上,双方也共享了新兴文学的某些共同性。     

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结合与冲突

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在三四十年代特定文学场域中,相互碰撞,形成了结合与冲突的复杂关系。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在三十年代刚刚诞生时发生结合与交锋,民族主义刊物不仅发表民族主义文学作品,也吸纳左翼文学。同时左翼文学在张扬民族精神、反对日寇侵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民族主义话语的烙印。在四十年代延安,两者依然持续交织在一起,发生结合与碰撞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复杂关系,促使各种文化思潮相互作用,发生演变,共同推动着延安文学和四十年代文学的演变转型。     

近四十年来抗战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中的沦陷区女性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近四十年来沦陷区女性文学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至2003年左右)为重评与整理阶段,研究着重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重新发掘与重新评价;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为拓展与深化阶段,着力于拓展研究范围,深化研究内容,进一步发掘其内在理路与独特内涵。这两个阶段既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又形成了颇有内在关联的逻辑关系与衍变风貌,从而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而其研究属性也逐渐从沦陷区文学一部转向女性文学、都市文学一部,但始终围绕"民族主义"立场存在张力。在过度民族主义与去民族主义立场之间保持平衡,在发掘女性文学内在理路的同时强化不同理论工具的运用,充分引入抗战社会文化史、都市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是推动沦陷区女性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80年代文学"论略:一个文学史的考察

"80年代文学"业已成为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但一些基本问题仍需澄清.一、"80年代文学"概念是从"新时期文学"的总称里独立而来的,它出现的契机是1992年学界所提出的"新时期的终结";二、80年代文学虽然呈现出明显的进步轨迹,但比较60和70年代的地下与潜流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仍然有巨大的局限;三、80年代文学以1985年为界,之前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渐变期,其节奏严重依赖于政治变革的步伐,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常使之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中陷于逆境与顺境的交替之中;四、80年代文学真正的突破是在1985年之后的突变期,现代主义运动的全面爆发使得此前文学与政治的胶着与博弈完全失效,文学进入了内部变革的黄金时期;五、80年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启蒙主义思想深度与文学的文化属性的获得,还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变革,这些都既成就了这个年代文学的深度,也为90年代文学的成熟打下了基础.     

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20世纪尤其是从"五四"到"文革"之前的这个阶段,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20和30年代的革命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甚至"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直接影响。文革结束后,苏联文学模式不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选择,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借鉴。     

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京派文学

文学史既有的研究成果一般性地说明了<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1937)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新闻史尚未藉重这一个例来丰富<大公报>办报思想的说明.本文试图做一些补缺工作,即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角度将<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作出共相对应的梳理,阐明两者都分享着共同的社会与思想资源.着重评述京派文学基植于思想自由,并由"人性论"与"距离说"所涵盖的艺术特征,从而揭示其自由主义文学标本的历史地位.     

“面海中国”地域的文化冲击波——“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论纲

中国新文学中的"浙江潮",形成于有厚实文化积淀与历史传统的江南沿海地域,其产生的地域文化冲击波,显示出它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这在中国新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战时文学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明显印证.     

论20年代“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教育状况的落后、学术界的内在思想贫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与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等因素，导致“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为此，左翼文艺界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革命文学”等运动，意图谋求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革命与自由的悖论——左翼文学与现代性的联结线索

现代性是作为一种整体上的对西方文明的文化想象状态嵌入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当中的。经过晚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上世纪3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很大程度上承载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总体建构进程。左翼文学在内部与外部的论争以及具体的文学实践两条线上曲折发展。左翼作家在这两条互有交汇的线上展现了个体自由精神与革命集体悖论性的冲突。这种悖论性的冲突构成了左翼文学与现代性的联结线索。     

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

以鸳鸯蝴蝶派为参照系观看左翼文学,可以发现从鸳鸯蝴蝶派到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大量"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实际上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草蛇灰线"可寻的。五四新文学革了鸳蝴派的命,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五四新文学由于不重视文学市场而渐趋式微,又被重视文学市场的左翼文学革了命。左翼文学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滥"、"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溢"、"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成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互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文章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外国文学和国语的历史、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文学》月刊的“儿童文学特辑”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作家都参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学》月刊作为30年代的一个著名文学刊物,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学》月刊的"儿童文学特辑"体现了30年代儿童文学的特点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