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派初探

楚辞派,又可称“屈骚派”。最先注意这个文学流派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里指出,楚大夫屈原创作了以《离骚》为首的一批作品,倾诉自己为国事而生发的“忧愁幽思”,嗣后便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人,“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见称于世。继司马迁之后,刘向编辑《楚辞》和班固序《离骚》时,把这一流派的成员扩展到了西汉,认为贾谊、枚乘、淮南小山、司马相如、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扬雄等,皆宗法屈原,“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们的意见,获得了后人的认可,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叙》说,不仅楚人以屈原作品相教传,到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经章     

试论林黛玉的“病态美”

林黛玉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主角之一,也是金陵十二钗之首,在《红楼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自身之美更是惊艳绝伦。李希凡先生认为林黛玉“孤高自许”,敏感自尊,且不合时宜,具有个性美;[1]也有评论者冠之以“病态美”。笔者认为提出“病态美”之说值得探究、商榷,涉及到对这个人物的全面、准确理解,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屈原与李白——谈李白诗笔写屈原

萧统《文选序》里说:“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玆而作。”这段话意在说明,屈原的创作成就乃是与他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密切相关的。他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体——楚辞,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     

封建统治者虚伪的面纱

在《红楼梦》里,作者曹雪芹以细致入微的笔墨描写了贾母和林黛玉之间的关系。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当林黛玉死去了母亲之后,贾母多次催促她“必欲其往”,因而林黛玉来到了所谓“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的荣国府。书中写到,黛玉来时,刚刚入房,就“被外祖母抱着搂入怀中‘心肝肉儿’的叫着大哭起来。”以后,黛玉无论吃的、穿的、     

文情与文心：《卜居》《渔父》成篇过程论略

《卜居》《渔父》中塑造的客是“高士”的形象,从文本形态上看,地位和屈原对等。二篇是楚人根据屈原沉江的传闻敷衍成文,在定型过程中显现出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的悖离与错位,最终成篇定型在西汉时期。《渔父》中屈原的“设辞”见于《老子》《荀子》,可视为先秦共用文本。二篇都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其成因与屈原思想的内在矛盾和后人对他沉渊殉志的负面评价有关。作者虽对屈原的处境怀有同情,但对其人生选择则是不明言的否定与批评,这对把握秦汉乃至后世屈原思想之接受,亦具有重要意义。     

楚人的爱国传统与楚辞的爱国精神

我国历史上楚人缔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楚文化，楚人创造历史经历了其发展的特殊道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自强自立，不屈不挠，独立创建了楚国，因而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传统。最为突出和集中体现楚人爱国传统的楚文学作品，当属楚辞。楚辞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文化载体，其具体内容主要是屈原的"美政"理想，楚人的爱国传统和楚辞的爱国精神，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燕梦卿与林黛玉比较研究

燕梦卿和林黛玉是中国小说史上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是中国传统淑女形象的理想化呈现。她们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以“草木”喻人,借物之高洁品质来写人之清净性情,并暗含人物的命运走向;情与礼的融合,表明作者对自然人性的欣赏;以早逝为结局的人生命运,打破了传统大团圆的书写模式,体现出作者对现实人生的种种思考和感悟,而不讳谈生死的写作态度则是作者肯定了死亡对美善的积极意义。     

林黛玉“忧患”意识的美学象征意义

里程碑式意义的《红楼梦》巨著,深蕴着清末文学巨匠曹雪芹“立志补天”的独特卓著的参与社会变革的忧患意识,林黛玉形象是这种忧患意识的主要载体。林黛玉对贾府命运前景之忧患,象征着超脱之外的积极用世;对身世之忧患,象征张扬人格的独立;对爱情之忧患,象征做定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读书之忧患,象征着追求真理的“扬弃”。林黛玉形象更深刻的美学象征意义还在于:深切关注现实危机;积极参与挽救现实危机;“大厦将倾”的家族危机演示成“危如累卵”的社会危机。     

儿女笔墨 社会大观——《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的比较研究

《红楼梦》卷首,曹雪芹借“石头”之口说,他创作此书“不敢以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这里所说的“儿女笔墨”,从作品的实际来看,主要是指作家在作品中描写的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悲欢离合的种种情事,所谓“唐突朝廷”,是指作家通过作品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在《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对封建阶级贵族青年男女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的描写,为我们刻划了那个社会的众生相,从而使这部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杰出作品,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他“不敢唐突”是假,如实描写是     

转折点

公元前278．6．27屈原投汨罗江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时楚人。楚顷襄王时,屈原再度遭到谗毁,被放逐江南,流浪在沅、湘流域(今湖南沅江、湘江一带),经常为离“故都之日远”而叹息,为“生民之多艰”而痛哭流涕。公元前278年秦兵攻破郢(今湖北江陵北),屈原深恶楚国政治的黑暗,痛感国家的沦亡,无力挽救,又不愿离开楚土,悲愤之余,遂于6月27日(五月初五)投汨罗江(今湖南湘阴以北,湘江支流),以死殉其志。     

屈原在江南的行踪与《涉江》《怀沙》的作时

屈原在江南的行踪与《涉江》《怀沙》的作时赵逵夫一、《涉江》与屈原由陵阳到沅湘之地的路线庐江上游的陵阳本属楚人所说的“江南之野”，但距郢都更远，更为荒僻。屈原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形势稍一缓和，便由原路返回到鄂渚，陆行至湘水以东，然后渡湘至沉水流域。...     

浩浩江汉铸忠魂——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成因探析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彪炳千秋，永垂不朽。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楚国独立发展的历史，楚人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养成的民族心理和爱国传统是分不开的。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祀主考辨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的祀主或者说东皇太一的原型,自汉代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不完全统计,有近40种观点.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综合考察,“东皇太一”中的“东皇”与“太一”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的.“东皇太一”的“东皇”即东方上帝,具体指的就是楚人信奉与崇拜的天帝颛项.楚人祭祀颛顼在东郊,故日东皇.颛项是楚人至高无上的天神、上帝,其象征为北极星(北辰星).由于位居北方,北方在五行思想中属水,所以颛项也是水神.作为天神的“太一”则既是北极星神,又是水神,所以“太一”既“藏于水”,又“生水”.正因为“东皇”颛项和天神“太一”都既是北极星神,又是水神,所以楚人组合了一个叠床架屋的天帝名称,叫做“东皇太一”.由此亦可判定,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是祭祀楚人天帝颛顼高阳氏的祭歌.     

论《红楼梦》的悲剧观

从继承、革新传统文化中悲剧意识的角度,《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所写“家亡人散”是对传统文化“家国同构”模式的怀疑和否定。从“屈原模式”到“贾宝玉模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悲剧意识的升华.《红楼梦》的恋爱悲剧模式革新了传统的以礼节情的恋爱悲剧模式.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对传统的“游”悲剧意识及天道悲剧意识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曹雪芹原著消解了传统文化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屈原之死的哲学意蕴

屈原自沉汨水，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变成一个具有哲学文化意义的符号。穿过历史的隧道，我们看到了屈原忠君爱国的忧惠意识，以及带有宗教烙印的荆楚巫官文化对他“死亡意识”的自觉影响。尤其是他固守气节与风骨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死亡观，彼此交相辉映，凸显其死亡的哲学意蕴。     

章回体《石头记》系他叙传考辨——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章回体《石头记》之作者“曹雪芹”当是高士奇之曾孙、高衡之庶子,其所写之薛家即高士奇家,薛蟠即高衡,薛蝌即高岱,贾雨村即佟赋伟,贾家是康熙母舅之家佟家,贾宝玉是佟盛年之曾孙、夸岱第二子;林如海即曹寅,所写之事就《石头记》前八十回而言,从“林黛玉”进入佟家算起,时间上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末年间。因此,章回体《石头记》是典型的他叙传,而非胡适等人所说的自叙传。     

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

《金瓶梅》写西门庆之死与《红楼梦》写林黛玉之死,同在章回的“七”、“九”之数,情节皆“三而一成”,皆因自戕和遭遇对象突然打击,有同一人生哲学的况味。这些基于两书中男女主人公分别一死一生和一生一死之生死错位的极相近似之处,溯源一是两部书的命意、中心不同,二是西门庆与林黛玉在各自书中地位角色的不同,三是写人叙事艺术上意足神圆的要求。其后先相反而实极相近似之迹,可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之一大法门,是其大处每与《金瓶梅》适得其反,所谓“反弹琵琶”,可称为“反模仿”。     

庄子哲学中的“生死之变”与“死生无变”

《庄子》一书对生死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本文着重从“生死之理”“生死之变”“死生无变”“养生顺死”四个方面，对《庄子》生死观中的“变”与“不变”进行剖析。“生死之理”是庄子讨论生死问题的理论依据，即道气论。庄子认为生死本为万物生化之一环，其实质为气化流行过程中的聚与散。以此为基础，庄子进而讨论生死之“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是对生死这一客观现象所作的描述，生死循环无端，自然而然。“不变”则是庄子根据其“齐物”思想所形成之新的生命认识与态度，死生同一，“无变于己”。这种新的认识和态度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养生”和“顺死”的生命态度与实践方式。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谈《离骚》中的女媭

屈原《离骚》:“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这女媭是谁?汉代以来,一般以为女媭是屈原之姊。清代汪瑗始立异说,以为“媭者贱妾之称”,其后许多研究者相继否定王逸旧说。但我们比较研究的结果,深感王逸之说难以否定,女媭确是屈原之姊。王逸说:“女媭,屈原姊也。”①宋洪兴祖说:“《说文》云:‘媭,女字也,音贾侍中说:楚人谓女曰媭。’②……《水经》引袁崧云.‘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须,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县北有原故宅,宅之东北有女媭庙,(?)衣石犹存。’秭与姊同。”③朱熹亦以为“女媭,屈原姊也。”④可见以女媭为屈原姊,自汉以来无异说。唯郑玄注《周易》。说屈原之妹名女须。⑤但近人朱季海先生考订:“郑氏《易注》亦当作姊,今《诗疏》引《易注》及《郑志》并作妹者,缘     

屈原之死刍论

关于屈原之死的问题,虽不曾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鸣,但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詹安泰同志说: “由于阶级性质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屈原)……处处碰壁,跟着就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乃至于自杀.”郭维森同志说:“屈原的自杀,表现了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高洁的品格至死不悔的精神,同时也是对楚国黑暗政治的一种抗议”.马茂元同志在《楚辞选》中说:“屈原的自杀,一方面表现绝望的悲哀,但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他的死来振奋楚国的人心,最后一次刺激顷襄王的觉悟.”詹说和郭说,都没抓住屈原之死的实质,其结论难以准确地说明屈原之死的原因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