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36年,陈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说:“那时他(指陈独秀)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后来大都沿用这一说法。王其彦在《齐鲁学刊》1991年第四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指出,上述说法并未讲清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作者引用包惠僧的回忆说,陈独秀当时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借口正在筹建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不能脱身,派陈公博、包惠僧前去参加。据此,作者分析了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由马林等外国人发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有意见,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因为陈独秀是我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发起和领导者,北京、武汉、长沙、济     

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广东代表

包惠僧是否中共“一大”代表,目前还有纷歧意见,特别是有的文章更肯定“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广东代表”。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从参加“一大”的代表的回忆来看是否定的。毛泽东、董必武同志虽一度认为包惠僧是“一大”的代表,但后来的回忆都作了更正。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讲话中列举的“一大”代表便没有了包惠僧。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答来访者说;“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我们不应只以毛泽东、董必武过去曾说过包惠僧是“一大”代表的话,便断定包惠僧是“一大”代表,而不注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更正了的话。毛泽东、董必武后来的更正,决不应看作是前后记忆上的差错,而应该认为是根据事实予以改正的。这只要我们列举下列一些人的话就足资证明。     

如何论证双包责任制与公共积累的关系——同陈力同志兼与刘政同志商榷

陈力同志《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应重视公共积累》一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陈文”),认为“‘双包’以后仍应坚持提留公共积累,而且这是‘双包’后的经济性质最终是否改变的主要标志之一。”对此,刘政同志提出了异议,(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6期《也谈“双包”责任制的性质和公共积累问题》,以下简称“刘文”)认为“积累属于分配范畴,因此,不能把提留公其积累作为衡量‘双包’生产责任制经济性质的标准”,因为“经营管理制度的经济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不是由分配关系决定的”。这种论断,是难以苟同的。     

关于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人数

《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载蔡鸿源、孙必有两同志《关于中国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人数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文,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中关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所记载的会议情况,提供了代表名单及出席的代表人数.读后发现一些问题,愿写出供蔡、孙两同志及读者参考.     

对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两个片面性问题的思考

在民间文学界开展的“关于改旧编新问题的讨论”中,贾芝向志在《民间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上发表《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方向》(以下简称《方向》)一文中说:改旧编新“这种观点是‘文化大革命’延续下来的极‘左’思潮的一种反映。”四个月后,他在该刊同年第七期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工作的方针问题——兼评张弘同志的     

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和领导制度,但以下三点说明中共“一大”并未立即接受这个制度。一、在“一大”所形成的所有文件中,只字未提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建党,是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的原则之一,指导并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早期领袖们对此都是谙熟于心的,理应反映在有关文件中,但事实却相反,说明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二、在“二大”前夕,陈独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明确提出准备在将来“厉行中央集权制”。在中共早年…     

《一把珍贵的佩剑》质疑

《人文杂志》1983年第1期《一把珍贵的佩剑》(以下简称佩剑》)一文,根据剑身两边轧有“坚守西安革命胜利八周纪念”和“寿珊同志佩众志成城杨虎城赠”等字样,认为“八周纪念”即“八周年纪念”;因甄寿珊早在1930年被杨虎城枪杀,故断言“‘珊’系‘山’之误”,此剑不是杨虎城赠与甄寿珊,而是赠与赵寿山的。     

《汪、陈联合宣言》新议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同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协商”,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过去,对这个《宣言》似有定论.如,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宣言》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却竭力为蒋介石掩盖,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个宣言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工人阶级思想上的武装”;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认为:“陈独秀……不仅对于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惨案孰视无睹,甚至,对中外报纸关于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披露,也置之不理.相反,他竟然与从外国回来,正在和蒋介石密谋反共‘清党’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写作时间辨订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以下简称“《争论问题》”),是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分发的公开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论著。《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记为1927年2月,周永祥《瞿     

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原因探析

党的“一大”召开 ,对党的创立做出最大贡献的“南陈北李”却没参加。无论是公务繁忙说还是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说都不能圆满解释陈独秀为何不参加党的“一大”。本文认为 ,陈独秀未能认识到“一大”的重要性 ,对“一大”召开不重视才是其不参加“一大”的根本原因。陈独秀认为建党于 192 0年而非 192 1年的“一大” ,“一大”前党已有全国性组织 ;“一大”代表和早期党员承认当时认识不到“一大”的意义 ;从党的“一大”的内容、参加者会议期间的表现、“一大”后的反应、广东党小组的代表数、李大钊的不参加、“一大”对建党的意义、代表们都忘记开幕闭幕日期等方面都证明 :在建党早期人们对“一大”认识远没有今天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     

《辽史补正三则》辨正

1982年第5期《社会科学辑刊》发表的马洪路同志《辽史补正三则》一文(以下简称“马文”),以为有需商讨之处,分述如下: 一、关于辽兴宗次女斡里太的公主封号问题。马文据罗福颐《辽左金吾卫上将军萧德温墓志跋》,谓萧德温之弟萧德良即《辽史·公主表》(卷六十五)中之萧余里也,这无疑是正确的,而对《公主表》所记斡里太“封郑国公主。清宁间,加长公主。寿隆间,加大长公主”的公主封号,则认为“清宁间应为齐国长公主”,“应于‘清宁间’下加注:徙封齐国,加长公主。或径补以‘徙封齐国’四字”。此种说法是否正确,实有考察之     

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正>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却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原因至今没搞清。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关于陈独秀没出席     

对中国工运史的两个问题考证

一、“一九一三年广州首次举行‘五一’纪念活动”考 1921年5月1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散发了一份题为《五月一日》的宣传品(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三)中以《一九二一年“五一”纪念活动》为题,刊载了这份宣传品),里面说:“1913年的‘五一’纪念日,在中国南部的广州,由华侨工会、机器工会和一班社会主义者联合举行庆祝。……从这次起,每年广州都有‘五一’纪念的运动”。(简称甲资料,下同) 设在上海的《中国青年》杂志第77、78期合刊(1925年5月出版)发表了一篇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伦理价值思考

笔者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1995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辨”一文,意有未尽,特再撰写本文,对魏高新同志在《高校理论战线》1993年第4期发表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伦理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某些观点做进一步的剖析.《思考》中令人费解的某些观点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伦理,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无私奉献’,‘集体主义’,‘雷锋精神’,‘延安精神’等是生长在计划经济之上并为之服务的.市场经济当然也要求一种生长在其之上并为之服务的伦理和价值取向”.“相信众多的人“下海’都不是在‘无私奉献’(而且你也奉献不起),相信炒股,炒房地产都不是在向雷锋学习,相信办公司经商都不是‘公而忘私’…”笔者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兹提出下列见解,向伦理学界同仁求教.     

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

“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如何理解“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对于这个范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上刊登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以下简称《释义》)提出:“从本体论意义看,‘社会存在’相当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及人所改造的、人的肉体之外的自然物;而从现象论意义看,‘社会存在’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硕鼠》并非祈鼠的祝词──与陈建生同志商榷

《硕鼠》并非祈鼠的祝词──与陈建生同志商榷李金坤陈建生同志《＜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一文（《晋阳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６期，以下称“陈文”），将《毛诗序》以来“各种注释、评介无不认为‘硕鼠’是‘比喻剥削者’”的定论一笔抹倒，而提出了“《硕鼠》是一篇祈鼠...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图景——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南京大学中文系许志英、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 2 0 0 2年 5月出版 ,以下简称《主潮》)高度肯定了“现代性”之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认为“二十世纪文学史”所体现的“现代性”诉求“作为判别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价值框架体系” ,“是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史断代分期方法的一大进步”。 (上卷第 2页 )显然 ,《主潮》是认同“现代性”这一价值系统的 ,并以此来统领和观照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各种思潮。在章节的编排上也围绕并体现了这一点。例如 :“从‘伤痕’到‘反思’”(第一编 ) ,揭示新时期知识…     

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

我们在《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以下称《问题》)文中,就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问题,谈了初步的看法。认为鼓社、议榔源于苗族的母系氏族时代,本来意义的议榔不是习惯法,更不是法律。李廷贵、酒素同志《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以下称《答文》)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这里,主要就《答文》的不同看法,谈一些认识,就教于李、酒二同志及各位读者。     

读考古发掘所得文字资料笔记(一)

(一)满城陵山二号墓出土的所谓“宫中行乐钱”和“铜骰”。 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报告》),满城陵山二号墓(即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窦绾墓)出土两套所谓“宫中行乐钱”,每套二十枚。一套“分别铸‘第一’至‘第廿’字样(缺‘第三’,但多一枚‘第十九’……)”。另一套“铸韵语一首,二十句,每钱铸一句,句三字或四字”,《报告》撰写者依韵脚和文义整理,录文如下(引者按:《报告)所标“第一”、“第二”等字皆删去):     

“A是A”和“A是‘A又非A’”——与孙显元先生商榷

孙显元教授《论辩证逻辑的公理》(《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下简称《孙文》)提出“A是‘A又非A’”作为辩证逻辑的公理。我对此颇有疑问,特提出求正于方家。 《孙文》说“形式逻辑的公理是同一律,用公式来表示,它就是‘A是A’”。这话相当成问题。传统形式逻辑不是公理系统,因之不可能有公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是公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