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犯罪促进生产力"论的反驳——对于"犯罪有益论"和"相对主义犯罪观"的批判

国内刑法学界当前存在着不正确的"犯罪有益论"、"相对主义犯罪观"思潮,认为犯罪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正面功能或者说积极价值,对此应当加以批判。而其关键理论依据,却是将马克思加以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当作马克思的观点而使用;并且,将犯罪所引发的社会耗费,当作犯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加以论证。对此,应当加以系统的反思和批判。     

论英国刑法学中犯罪过失的处罚根据——兼论犯罪过失的标准

英国刑法学对于犯罪过失的处罚根据,存在着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不同的学说.否定说从心理责任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在犯罪过失的情况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没有认识等心理事实,不具有可罚性根据;而肯定说则从社会责任论的立场出发,认为犯罪过失的根据在于不履行全体社会成员所分担之责任.英国刑法学关于犯罪过失的标准经历了从客观说到主客观统一说的发展过程.文章从责任的根据是客观的这一理论基础出发,对英国刑法学中以心理责任论为基础的否定说进行了否定,对以社会责任论为基础的肯定说进行了肯定,同时指出肯定说强调责任能力,忽视社会义务,有偏离社会责任论倾向的缺陷,并论述了英国刑法学的所谓主客观统一的犯罪过失标准的学说,实际上就是具有合理根据的客观说.     

传统刑法行为理论的批判与重构:控制行为论之提倡

刑法行为理论发展至今,主要形成自然行为论、社会行为论、目的行为论及人格行为论。这些行为学说不乏合理元素,但亦充斥着纰漏与弊窦,难以自圆其说,故以人类劳动样态为出发点,缔造控制行为论,该行为理论能够对不作为犯罪与过失犯罪进行有效统摄,亦能涵摄罪前罪后情节,从而使行为的概念具有了统一性的功能。     

从近代“词心”说的建构看审美转向的个体激活

"词心"说是中国近代词论的重要学说。词论家况周颐给予"词心"说充分的重视和阐发,他一方面以"词心"概念涵摄诸多与主体相关的诸如性灵、学力等理论命题,使之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另一方面缓和了词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之间的矛盾,使词的创作趋向于主体的自由表达,实现了审美转向的个体激活。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词心"说可以说是对词的他律意义的一种背离,当然,这并不是对词的社会功能的取消和否定,而是不再将它视为绝对意义的价值。"词心"说作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和深度品质的词学审美理想,对于近代词论的个体精神与创作原则有着直接的影响。     

回顾与反思——“阶级论”文学史观及其流变再探析

"阶级论"的文学史观一度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重要治史理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斗争学说。李大钊等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革命文学"的倡导实践者及"左翼"文学工作者均为其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是"阶级论"文艺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参与者,促使了"阶级论"文学史观走向成熟。回顾与重审"阶级论"和"阶级论"文学领域中的流变,可促使我们反思当前的学科发展。     

浅析洛克的“财产权”理论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奠基人、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的"财产权"学说在西方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在《政府论》中确立了"财产权"问题的核心地位,把自然权利学说看作是"财产"个人主义,绝对所有权的逻辑基点,并且用劳动价值学说为物质财产权找到了合法性基础。本文通过对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他对"财产权"的论证和对他"财产权"理论的评论三个部分对洛克"财产权"理论进行了分析。     

试论费孝通历史功能论对民族发展研究的启示

历史功能论是费孝通先生以西学结合中国民族问题实际而创建的理论学说。他在充分学习、合理借鉴西方功能主义学说的基础上,特别地强调了用历史的、垂直的眼光看待并理解文化,指出坚持整体论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坚持"从实求知"的实践论的重要意义。费先生的历史功能论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少数民族半个多世纪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开展中国民族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犯罪观的“交锋”:“刑事和解”与传统犯罪理论

“刑事和解”的出现显示了对犯罪的另一种理解可能。以传统犯罪理论为背景,以比较分析为基本路径,可以全面展现两种犯罪知识与理念的“交锋”。从宏观角度看,两者对犯罪的不同理解根源于观察路径和方法论立场的重大分歧 :传统理论着眼于“远距离观察模式”,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犯罪观;而和解理论则立基于“近距离观察模式”,发展出“被害人中心主义”的犯罪观。在这样的逻辑脉络下,两者在社会危害性理论、刑事法律关系及被害人同意等问题域中,产生出辐射性的对峙与紧张。作为某种反思性的维度,“刑事和解”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中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为重新估价和改进传统犯罪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     

犯罪价值论领域的后现代忧思——基于《论犯罪的价值》一书的思考

对于犯罪价值问题,《论犯罪的价值》一书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从各个角度批判了目前国内的犯罪有益论和相对主义犯罪价值论,但是,我们还要警惕的是从后现代主义哲学中演化的相对主义犯罪价值观,我们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对此做出正确回应。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主要来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爱欲论"、韦伯的"理性观"以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马尔库塞从技术理性所形成的新的统治机制入手,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异化现象,虚假意识以及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辩证学习、批判和借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有利于深入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犯罪构成理论若干问题梳理——兼论刑法知识的“地方性”

犯罪是法律对于此类复杂社会现象的高度抽象,而刑法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又试图尽力将其还原成复杂的社会现实。在此高度抽象和复杂具象之间,产生了无数的理论和概念。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还是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和国际刑法的横向比较,关于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或犯罪成立的理论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这也再次印证了法律连同其理论,都只是一种"地方性"和"限时性"的知识。任何理论总是对应着一定的问题,而问题的产生又跳不出具体的物质、文化、法律和制度条件的制约,跳不出特定的时空。制约不同,制度不同,时空不同,问题也不同,解决之道也有差异。     

以哲学基本原理再认识刑法上的客体

从哲学理论上讲,客体就是行为作用或指向的对象,而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为法律所刻意确认并加以调整,由一定的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产物,这种社会关系本身不可能被行为所直接指向而成为行为客体。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刑法上的客体被仅仅局限为犯罪的客体,而在几乎所有现行刑法学教科书中,均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这一违反哲学原理和法学原理的犯罪客体概念,本身包含着逻辑错误和定性错误。犯罪客体就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指向的人或物。     

结果加重犯本质问题探析

结果加重犯是刑法中一个小问题,但又涉及诸多刑法基本理论,特别是其本质问题历来为刑法学者所关注。在明确结果加重犯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关涉结果加重犯本质的三大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自己对结果加重犯本质问题的看法,认为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是以危险性为基础的,其重结果可归责于行为人的犯罪形态。     

大数据环境下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及其防控——以流动空间为视角

在大数据环境下，网络流动空间中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出现了新变化，在犯罪侵害公共化的影响下，其犯罪行为、犯罪人、被害人均出现了新的变化。上述变化与其所发生的流动空间具有内在联系，应借鉴犯罪空间理论、犯罪场理论、犯罪的情境预防理论，对其要素进行深入分析。防控大数据环境下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必须基于上述要素及其变化，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提升个人信息安全素养，并健全个人信息安全社会防卫体系。     

中日刑法理论中不能犯之比较

在各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不能犯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能犯的理论丰富复杂，在实践中认定又十分困难。而各国刑法理论中不能犯的含义又有所区别，尤以中日之间的区别为典型。文章拟就中日刑法理论中不能犯的概念、类型、法律后果及根据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更好地界定理解我国刑法中的不能犯，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提供参考。     

论犯罪着手

犯罪着手是认定犯罪未遂形态的重要标志,但究其定义,理论上存在多种定义的方式。文章在对其具体分析后认为这些观点都有片面之处,很难揭示其本质特点。犯罪着手作为具有刑罚可罚性的行为,既要明确其区别于犯罪预备行为的本质特征,又要坚持主客观的有机统一。对犯罪着手的合理定义应该是,犯罪着手是行为人为实现特定犯罪目的而实施的能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产生直接侵害的行为起点。     

论人身危险性在刑法中的定位——兼论社会危害性的解构

人身危险性在刑法理论中的定位,有量刑根据说、刑事责任根据说、定罪根据说和犯罪本质特征说的争论.社会危害性有一个内部层次结构问题,在纵向方面,分为事实层面和价值评价层面,即自然属性层面和社会属性层面;在横向方面,由客观实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两部分组成.在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前提下,应将人身危险性定位为社会危害性的组成部分.人身危险性的这一定位,既解决了刑法理论中的"脱节点"问题,又为报应与预防之刑的统一找到了合理结合点.     

从生态法益视觉重新认识犯罪本质

用法益取代权利和社会关系,将犯罪界定为侵害法益而不是侵害权利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并非简单的词语的变换和更替,而是涉及到对犯罪本质认识的根本进步.法益的提出将价值的评判引入定罪的层面,使得犯罪的范畴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而是扩展到对社会和公众侵害的范畴.这也为当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根本利益的严重问题,而其他法律又不足以规制和保护时,我们将生态作为一种法益列入刑法的保护对象,将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作为一种新型法益,生态法益的提出引发了我们对犯罪本质的重新思考.随着这种法益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受到或可能受到的侵害或威胁的严重程度,刑法必然作出相应的回应.     

论环境犯罪的法益

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旧刑法将环境犯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新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设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说明立法者对该类犯罪的法益作出了调整,刑法理论必须根据刑法规定重新确定保护法益的内容,进而对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新的解释,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法益,既具有立法上的根据,也具有司法上的正当性。     

犯罪概念新论

刑法学和犯罪学对犯罪概念的研究是割裂的和落后于时代的,某种程度上,不但影响了学科对话,而且使学科建设和发展陷入瓶颈。犯罪概念是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追求跨学科的、统一的犯罪概念是不现实的。通过犯罪概念的考察,可以看出刑法学与犯罪学的正常关系应该为：在犯罪学领域,犯罪是一种社会事实,具有价值属性,体现在对其行为及后果的测量上;在刑法学领域,犯罪是一种规范性事实,是对作为社会事实的犯罪做出的规范上的价值评价,体现在对犯罪的处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