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不仅在定罪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量刑方面也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对此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析。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比较研究

一、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 根据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法律特征如下: (一)、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个人,即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主体。单位构成本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在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一些共性外,又表出自己特有的个性.这种个性主要表现在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本文从以下的方面进行探讨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特征,合同诈骗认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及它与相近犯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在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一些共性外 ,又表出自己特有的个性。这种个性主要表现在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本文从以下的方面进行探讨 :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特征 ,合同诈骗认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以及它与相近犯罪的界限。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从一则案例分析入手

欲划清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须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形式上将刑法作为整体,做到上下文结合、总分则结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乃至宪法结合,而且从实质上将刑法作为价值体系,用刑法规范的目的即保护社会关系来区分和联系不同的犯罪。只有坚持刑法的形式体系统一于实质价值,才能厘清“合同”的含义、范围及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第266条诈骗罪法条竞合关系的性质、适用。     

合同诈骗罪若干问题探究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内涵应根据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来确定,即该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体现动态的财产关系的合同。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欺诈行为、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及在违约后是否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行为人对取得对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等方面予以考察。     

论合同诈骗罪司法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鉴于刑法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就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及合同诈骗罪中罪数的认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在司法实践中对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有所帮助。     

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认定初探

在司法实践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司法认定的重要依据,由于合同诈骗罪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了其罪过形式应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非法所有说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点,更有利于揭露该罪名的本质、把握犯罪人的心理特征。非法占有目的,即是行为人欲意控制、支配、利用、处分他人财物并追求不法获益的内心意念。同时对其进行司法认定还应该关注如下三个要素:认定标准、认定方法和认定内容。     

论集资诈骗罪

集资诈骗罪在客观方面具有使用诈骗方法和非法集资的重要特征。认定集资诈骗的罪与非罪时,应注意非法集资与合法集资的界限、集资诈骗罪与集资纠纷的界限,此外还应特别注意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以及处理与集资诈骗行为相关的一罪与数罪的关系问题。《刑法》第192条及其司法解释是认定集资诈骗罪的根据,刑法理论只能作为法无明文规定时的一种补充。     

论信用卡诈骗罪

近年来,信用卡犯罪也在我国出现,并日趋严重。为了严厉打击这类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增加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其中第7条对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及数额标准作出了司法解释;1997年修订的我国《刑法》吸收了上述规定,设专条(第196条)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鉴于我国信用卡诈骗罪作为犯罪予以刑事惩处的司法实践的起步较晚,如何正确理解和认定信用卡诈骗罪,并加以处罚,有着重要的现实…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研究

"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合同诈骗罪作为目的犯,由犯罪目的决定其在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在客观方面则表现出仅是作为形式等诸多特点.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应当考虑综合因素.     

论诈骗罪中的交付行为

一般认为，交付行为是诈骗罪中未被记述的构成要件，其存在与否是区分诈骗罪与其他犯罪的实质要素。通说对于诈骗罪的定性一般着眼于被害人基于错误而进行的财产交付，并且限定为观念上财产权的移转。从这一结论出发，交付的涵义在刑法的规范解释和司法实务中会引起诸多矛盾和不妥。交付的概念应当从规范的角度作出，同时应当将观念上的交付从诈骗罪构成要件中予以排除。     

许霆案的法律真相——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

重提许霆案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可是,盗窃罪定性并非本案的法律真相,以致于在许霆被假释出狱之后,对这一定性的质疑还在继续。同时,盗窃罪定性亦不能担当本案作为标本的重任。本案中的ATM并不存在故障,以此为前提将本案定性为盗窃缺乏说服力,即便动用刑法第63条第2款对许霆轻判也难以服众,因为盗窃方式的改变并不改变盗窃罪侵犯财产权利的社会危害性,该条款的动用师出无名。事实上,许霆的行为属于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87条的规定,应当以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以此定性为基础,量刑与本案最后的量刑基本一致。所以,只要改变本案的定性,不改变其量刑,便可还许霆一个公道,使本案的标本价值得以彰显。     

论诈骗罪中的虚假意思表示

传统刑法理论中,诈骗罪存在定义中对行为人主观意图关注不够,不作为欺诈中行为人的作为义务不易确定及作为欺诈与不作为欺诈难以区分等问题.民法理论中的意思表示概念包含有丰富的主客观内容,将这一概念移植到刑法中来,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概念为中心重新定义诈骗罪,并以明示的虚假意思表示和默示的虚假意思表示取代传统的作为欺诈和不作为欺诈的分类方式,有利于全面反映诈骗罪的特征,并为实践中正确认定诈骗罪提供帮助.     

论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

对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认识,目前仍存在着分歧。“合同一经签订即生效”,“合同一经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这些不同提法的存在,就是明证。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含义如何,二者关系怎样,是合同法律效力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把它们搞清楚,对我国合同成立及其适用,都至为必要。     

公共合同论

作者认为，和一般的合同相比，公共合同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和制约性的特点。作者指出，由于体制问题、公共事业管理部门的法律意识淡薄以及消费者的委曲求全心理，目前我国公共合同存在着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不明确以及公共事业管理部门有时单方变更合同事项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作者提出要强化公共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法制观念，强化对公共合同执行的监督，以及公共合同的规范化。规范化的公共合同必须包括以下基本内容：一是要确认合同各方当事人；二是要确认合同的标的；三是要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责任；四是要明确各方违约的处罚；五是要明确不可抗力；六是制订公共设施的保护条款。     

合同无效论

我国大陆通说认为,无效的法律行为,“是欠缺法律行为实质性要件,自始、确定和当然不发生法律行为固有效力的”法律行为。因此,作为法律行为下位概念的合同一旦无效,也就永远地、不可挽回地发生法律效力,不会因任何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得有效,纵使合同当事人有补救的意愿。笔者认为,对有些未违背公共利益而只是事关私法自治原则的合同,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如果它们是确定的、当然的无效,而不给予特定当事人以任何补救机会的话,有违私法自治原则,合同无效概念应区分为相对无效和绝对无效。     

合同解除论

根据合同解除的类型、解除权的行使方式、解除权的消灭以及合同解除的后果来看,应明文规定违约解除,承认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是一种特殊的解除权行使方式,由法律指定解除权的存续期限,赋予合同解除溯及既往的效力并支持用价值补偿方式恢复原状.     

合同准据法论纲

合同准据法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是指适用于合同的成立和效力问题的法律,其功能在于确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是国际私法领域最复杂、最混乱的问题。在这方面,通过学说与实践的长期探索,已经形成了一些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原则,诸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客观标志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及特征履行方法等。这些原则和方法都有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都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合同准据法主要用来解决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释和消灭等与当事人权利义务直接有关的问题,但在合同形式与缔约能力等方面并不绝对排除合同准据法的适用。     

合同相对性初论

合同相对性原理是合同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合同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就合同相对性的内容以及合同相对性的例外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