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与中国实践:困境、机遇与实现路径

现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着霸权主义、利益失衡、人权危机等治理困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积淀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变使中国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已具备现实可能。这种现实可能性部分源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单边化"和"碎片化"趋势,而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治理实践则为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提供了经验支持。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协调互动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实现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     

"形式主义管理":本质、危害与治理路径

"形式主义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顽疾.它所带来的管理非理性、管理体制与管理权力的异化、管理的被动性等问题,抑制了管理功能的正常运行和作用发挥,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福祉的提升.治理"形式主义管理"应系统施策、标本兼治,重点围绕强化干部队伍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提升干部考核评价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建设学习型干部队伍等方面展开.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     

中国预算管理公共化进程的典型特征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和公共财政建设进程中,中国预算管理的公共化呈现出渐推渐进、体现传统政治哲学、"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实体和程序公共化分别推进、以"边角改革"推动"核心改革"等典型特征。预算公共化改革的进程,对于重塑政府治理结构,构建共同治理的预算管理模式,将产生深远影响。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卫生话语下的城市粪溺问题——以近代天津为例

作为公共卫生的一环,城市粪溺处理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中国传统的粪业经营及观念入手,论述了西方列强在传播近代公共卫生的过程中对便溺惯习实施的"暴力"化治理和对传统粪业体系的规范化管理,诠释了卫生普及背后西方文明的传播方式和路径。     

中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比较与借鉴

本文通过对比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模式和发展概况,探索性地提出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方向,即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首先实行商业化经营与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股份制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最终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变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以市场规则为原则的市场化经营性公司。     

全球治理论析

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的现实和全球秩序的变革密切相关.全球治理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颇存争议的概念,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进行理论解读,但它们都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方面.目前,全球治理模式主要分为国家中心治理模式、有限领域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国内-国外边疆治理模式以及欧盟"合作性世界秩序"治理模式,这些模式同样不具有普遍性,在适用范围和解释力上存在各自的局限.     

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基于网络治理的局限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地方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阶层化、社会关系复杂化的趋势,这些都对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相应的,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基于网络治理的视角,构建一套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进行合理地评估,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

在全球治理的诸多行为体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缺乏传统的政治力、经济力和军事力,如何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作用?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运用"一个工具,两种策略"发挥作用。"一个工具"即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全球治理主要是借助信息工具。"两种策略"即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全球治理主要采用"内部人"和"局外人"策略。     

论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协商治理

协商治理是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协商遭遇乡村协商主体"虚置化"、协商渠道"堵塞化"、协商会议"形式化"、协商成本"高企化"、协商监督"短缺化"等诸多困境。化解路径在于: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夯实乡村协商基础;完善乡村协商制度,建构乡村协商机制;建构协商法治化路径,促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发展乡村网络协商,降低外出农民协商成本;构建参与型乡村文化,强化农民主体意识。     

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善治方略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精细化、深入化,与外生态型政府相比,内生态型政府兼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政府生态化重塑的双重功能,追求五位一体的生态理念,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目标。而要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根本性转变,必须确定五位一体、生态优先的治理战略,网络治理、合作治理的治理理念,垂直化和扁平化相结合治理结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体制,生态服务、生态管理的治理风格,唯才是举、德才并重的用人机制,以及电子政务、人本服务的创新技术。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责任

全球治理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全球治理概念进行解构,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六个要素,并提取其中三个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作为转型指标,建构了分析全球治理转型的框架思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讲,全球治理转型属于"元治理"概念的范畴,目标是实现全球善治。进而,全球治理转型应着力调和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规则滞后、治理理念陈旧三个困境,体现全球善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包容性。面对全球治理转型,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必然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应该在推动全球治理权力和平转移、治理规则公平革新、治理理念渐进更新上发挥积极作用。     

国际公共管理的新趋势：全球治理

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性问题的与日俱增与现有政治实体治理能力的相对滞后之间矛盾的凸显 ,它给公共管理增添了新的内容并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反映了国际公共管理的新趋势。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制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全球治理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民主的赤字”问题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卷化”及治理对策

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遇到的重大挑战迫切要求创新社会管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出现了"内卷化"现象。这种"内卷化"的发生机制源于同质化的考核机制、乡镇政府过度追逐本地利益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人员的行政化追求。治理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卷化"问题,必须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模式,重塑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发展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多元主体,完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畅通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表达机制,改革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政绩考核体系。     

新多边主义时代中国国际法的使命

近年来,解决全球性化问题的全球治理进一步推进了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联合国大会决议和联合国秘书长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国际法治"是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提出了国际社会要解决共同面对的多种危机问题必须要倡导"新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必须注重"优先发展全球公益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纵深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时代,是推进新多边主义与改进全球治理的时代,必须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才能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多种危机问题.变革的时代给中国提供了在国际法领域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契机,也对中国国际法学界和中国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如何应对时代挑战的新课题.     

全球在地化下的语言治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径探析

随着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并行发展及双向互动，全球在地化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全球在地化下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交互流动打破了全球、区域和地方的界限，以语言差异为标志的身份认同边界面临重构，跨境语言治理的理念与手段也面临挑战，需在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与多主体平等参与的横向治理的平衡中寻求出路的同时，促进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彰显平等、和谐、多元的治理理念和艺术追求。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东盟处于在英语和本土语言竞争、殖民历史痕迹和文化自主意识并行、全球与地方的交织互动之中。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面对这一现实，在深入研究东盟国家的语言治理现状与政策的基础上，以语言治理为抓手，增强我国语言治理的议程设置能力，完善语言治理机制平台，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价值的传播。     

跨国公司全球化治理模式探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社会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虽一直是各国公司法规制重点,并颇有成就,但跨国公司却因其管辖权的冲突、"集团决策"对成员公司法律地位的冲击、"富集"效应和跨国性带来的社会责任等特殊性而给其有效治理带来难题。为此,对跨国公司的治理需要走出企业—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而引入市民社会(压力集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完善跨国公司的治理,以抵制跨国公司发展的负效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曙光,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回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挖掘它的内涵,可以发现它包含三个方面的思想文化资源。全球化时代呼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的整体治理观来统筹、协调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一理念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巨大作用表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新进程。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价值亟须优化、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国霸权主义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倡导全球治理新价值,致力于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全球治理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且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