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启蒙

本文试图解决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理由。无论是 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同情者还是它的批评者来说,理由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没有理由,就没有理论 的说服力,所以现在人们所讨论的后现代主义常常是一些口号。另一个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性。研究 者一般都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时代性涉及到适用性。如果现代主义和后现 代主义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那么后现代主义之于通往现代途中的中国则是文不对题。本文最后提出, 后现代主义既是对启蒙的批判,也是对启蒙的继承,因此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一场新的启蒙。     

20世纪中国启蒙:社会再造与人性再造的开合之间

社会再造和人性再造是20世纪中国启蒙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命题,两者经历了复杂的交合过程,即:"五四"的复杂交织、30-50年代社会再造对人性再造的笼罩与离间、80年代以后的创新交合与危机。这一复杂历程显示出这样一个历史结论,即在启蒙中,社会再造和人性再造合则两利;互相笼罩,互相对峙则会两相交害,贻害于人,这对新世纪复兴中国启蒙运动是一个严肃的、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作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

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大众文化的创作与实践催生了后现代主义并为后现代主义各种反传统原则和策略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与策略上的创造为大众文化正当化铺平了道路.尽管如此,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不过,这种矛盾并不是根本性的,从它们最终的政治宿命来看仍然是一致的.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转向主要是指以鲍德里亚、杰姆逊等后现代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相较于早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来说,在内容和价值评价上都体现了一种后现代的转向.虽然后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重新关注人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关注人在接受后现代传媒时所具有的主体抵抗意识,显示了现今文化研究的建设性意义.但由于后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自身存在的理论局限性,显示了日渐式微的理论批判性.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大众文化及相关问题论析

大众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引发了颇多非议.针对大众文化的身份及地位问题,各路学者从未停止过探索与论争.大众文化理解上的多义性与暧昧性缘何而来?这一问题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力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此作出解答:首先,时代语境的更迭变迁导致大众文化生存境遇出现反差;其次,大众文化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相关理论格局的多元共生;再次,知识分子角色转换、大众参与意识觉醒引发文化资本的重新分割,亦影响了社会舆论导向.基于上述诸种缘由,形形色色的文化实践汇聚在大众文化周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詹明信的后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大众文化是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大众文化颠覆了代表现代主义的高雅文化而走向世俗文化。詹明信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坚持了马克思的批判维度,对我国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但他的批判仍然是表象的。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     

错位的"官场文学"及其后现代主义倾向

"官场文学"表面火爆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错位,即它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与亟待启蒙精神深化的现实文化语境之间的悖离;它所表现出来的消解深度模式的扁平化、世俗化、类像化及媚俗等大众文化特征,在解构"意义"的同时,也在解构着自己的艺术生命,最终会走向末路.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启示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开发潜力,但旨在对其理论资源进行利用的同时不免会出现误读的现象。将狂欢化理论作为大众文化的理论资源就是对狂欢化理论的一种误读。应从对狂欢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的关系入手,真正认识狂欢化理论对于大众文化发展的启发意义。     

中国大众文化探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西方文化的大肆入侵,中国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已融入全球化的后现代语境中。大众文化与群众文化、民间文化并非同一概念,与精英知识分子建构的高雅文化针锋相对,大众文化是一种商品文化、世俗享乐文化和技术传媒文化。     

大众文化批判与大众文化创新

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及其批判的研究经久不衰。然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除了学理阐释、认知之外,还应通过这种批判促进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大众文化批判不仅应关注解构层面,关注建构层面的创新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的应有之义。大众文化发展至今需要发展和创新。对大众文化的超越、增强文化的批判功能、增进大众文化的文化自觉与自律等是实现大众文化的创新重要路径。     

后现代主义、现代性与社会科学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和可能性提出了挑战。实际上 ,后现代主义对“元话语”和启蒙主义的批判及其对知识的差异和多样性的提倡 ,有利于社会科学摆脱唯科学主义 ,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形成是与现代性过程紧密相连的 ,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和复杂性 ,决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经验性、客观性的研究路径。在强调社会科学的独立性的同时 ,维持其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互动关系 ,在不同的学科、方法和范式之间保持丰富的想像力 ,是后现代话语带给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念 ,也是创新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     

后现代主义思潮:解读与评价

后现代主义经过发展,呈现出极端否定性与建设性两种向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追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包容、衔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立足于自身语境,批判性地吸收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成果,克服现代化的负面效果,以绕过西方现代化所走过的弯路.并立基于合理的学术态度与文化立场,对"拒绝后现代主义"的口号进行批判分析.     

后现代主义思潮∶解读与评价

后现代主义经过发展 ,呈现出极端否定性与建设性两种向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追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包容、衔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应立足于自身语境 ,批判性地吸收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成果 ,克服现代化的负面效果 ,以绕过西方现代化所走过的弯路。并立基于合理的学术态度与文化立场 ,对“拒绝后现代主义”的口号进行批判分析。     

大众文化合法性的取得及其理论资源

冲破传统美学和现代主义美学的理论假设和偏见,西方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美学和文化研究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大众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辩护,从而为大众文化合法性的取得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     

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各国为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针对所面临的一些带有公共性的问题,发动了一场革命性的政府再造运动。政府再造就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增强适应性。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以及欧洲大陆各国的政府再造运动各具特点,但又有一些共同性的经验,对中国政府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启蒙的声音与声音的启蒙:公众演讲中的大学教育、社会想象与国家政治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公众演讲曾经作为一种重要的启蒙民众形式而得到广泛实践。然而,除了作为启蒙的声音之外,公众演讲的意义还具有更为复杂、多元的可能。本文通过对来自德国、日本、美国三地不同的演讲实践与演讲话语的讨论,展现演讲在不同文化语境与历史脉络中所呈现出的多种面向,及其与身体、情感、共同体意识、国族危机、民主政治、教育体制、市民社会等重要论题之间的深切关联。以此为参照,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聆听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演讲实践,从启蒙的声音走向声音的启蒙。     

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公民

通过对全球公民的本质、实用主义方法及实用主义对全球公民的贡献来探讨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异以及它们与全球公民的关系。作者认为实用主义能为全球公民的发展及全球公众做出实质性贡献。实用主义并不追问本质问题而是追寻概念的行动效应问题。开创性实用主义者关于意义、真理、研究、人类共同体及中庸文化相对主义的论述能为培育全球公民并建立全球公众发挥工具作用。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非连续性及非通用性的论述存在根本差别。